在土耳其監獄的高牆裡，囚禁大量受過教育的人民：《黎明》選摘（2）

我是一名政治犯，寫下這篇文字的時候，正關押在土耳其艾迪尼市一所高安全級別監獄裡。我猜想，你們大多數都不曾收到從監獄寄出的信，所以我希望你們就這樣看待這篇序文：一封從獄中寫給你的信。

我在一年十個月前遭到逮捕，當時我是土耳其的國會議員，也是簡稱為HDP的人民民主黨的共同黨主席，這個政黨在土耳其的前一次選舉中，獲得近六百萬人投票支持。我與成千上萬的異議者成為政府的清肅目標，以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為由，將懲罰性措施正常化。政府迄今對我發動了一百零二次調查，提出三十四項不同控告。總和起來，我目前面臨一百八十三年的總刑期。

在西方國家，監獄一般而言是犯罪受罰之處，在土耳其則完全是另一回事。監獄的高牆之內，現在正囚禁著大量有能力、受過教育的人民，足以滿足任何一個中型現代國家的需求。我身為人權律師，曾經數年堅持不懈舉報土耳其監獄的人權侵犯案例，因此我可以完全肯定，並帶著極大的沉痛告訴各位，自一九九八年成為律師以來，我從未目睹人權像現在一樣，如此頻繁而持續地遭到踐踏。現在的土耳其，有人挺身反對政府高漲的獨裁主義，就會迅速被監禁。他們可能是推特發文被視為批判當今政權的異議者、揮舞反抗標語的大學生、忠實報導的記者、參與和平請願簽署的學者，或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國會議員。政府相信連坐懲罰政策將能有效壓制「外面的」數百萬異議分子，他們所處的世界無異於半開放的監牢。於是入獄近兩年期間，我不曾疑問自己為何淪落至此。如同其他許許多多關押在土耳其監獄中的異見者，我也同樣在為和平與民主化付出必要的代價。即使被迫在獄中度過終生，我對於捍衛和平、民主與人權之權利的信念堅定不移。

今日世界普遍認為文學與政治是兩個獨立的領域，我從不認同這樣的觀點。讀者或選民對於作家或政治人物的期待，本質上並無二致，都是希望獲得啟發。兩者都被期待能夠創造意義、仔細觀察所處的社會，並且反省社會面臨的議題。最終，尤其在壓迫政體之下，政治人物背負的責任，與以社會福祉為優先的知識分子所背負的責任，不會有太大差異。

事實上，同時身為政治家與作家，我始終相信我們的鬥爭行動必須在兩個層面實踐。首先是在語言領域裡進行的智識鬥爭，這個領域自然包含文學。而目標在於重新奪回和平、民主、人權這些日復一日被侵蝕殆盡的概念，讓它們脫離政府與制度性政治設下的虛假界線的限制。一般常言，這些價值是已開發國家與壓迫政權，西方與東方之間的區別，然而在西方國家政府，它們卻經常被送上政治與經濟利益的祭壇，成為犧牲品，情況屢見不鮮。寫作當前，政治危機在世界各地爆發，而這正是關鍵核心。 （相關報導： 中國的機遇何在？《郭鶴年自傳》書摘（二） ｜ 更多文章 ）

今天，我們必須設法對付一個扭曲至面目全非的政治論述，必須解決政治訴求遭到以和平穩定之名強制噤聲的處境，以及名為「發展中民主政體」的政權卻不正當操縱選舉、踐踏公民自由的事實。有些人會認為，在動亂困境中訴諸文學的角色不免過於天真。我難以苟同。文學，這個無疑構成了任何文化骨幹的藝術形式，不僅仍居於批判思考的先鋒，其催化出的想法與情思更可以反過來創造政治改革。切莫忘記，只要我們繼續為文字注入活力，文字便不會離棄。

我們必須恢復文學的轉化角色。我們有能力以和平、民主、人權概念，以及其中固有的價值為核心，創造一種新的語言。為了達成目標，只有政治運動是不夠的，必須也在智識和藝術層面投入。亦即，找到一種新的發聲方式，來對抗已發展國家的民粹主義崛起，來迎擊世界各地不斷增加、嚴重程度更勝以往的專制政權。假如我們認真看待使命，就必須先誠實自我檢視。因為民主危機不僅該歸咎於政府政策，社會本身組織力不足、無法制衡政府權力也有責任。

今日許多國家，尤其中東，對性別、宗教、族群認同的箝制令人極為擔憂。為了生存，我們變得退縮沉默。在社會束縛之下，我們開始自我孤立。我們需要的是新的鬥爭形式，使我們得以拆除禁制的高牆。不過新的反抗手段究竟該如何成形，絕不可能僅由我們決定。

創新與創造是一種合作的過程。自古以來，推動公平與正義的奮鬥，其創新變革都源於各種想法、情感與集體行動的交會。換言之，是那些不怕為進步政治而犧牲、勇於接受新觀念的男男女女的作為改變了世界。儘管我們今日面臨嚴峻的挑戰，民主體制在許多國家依然蓬勃發展。然而，那些確保民主正常運作、促進和平、保護人權的制度並非自動產生，而是過去長期的社會抗爭奠定的基礎，歷程充滿了犧牲與協商。如同女權運動一路以來承受無以計數的壓力，從一波轉進到下一波，又如民權運動為了廢除種族歧視政策付出極大的代價，今日專制政權之下的人民，也在為自由、為民主付出高昂的代價。現在端視我們如何以非暴力公民反抗的信念為基礎，在這之上開闢新徑。而所謂非暴力抗爭，在對抗壓迫性的措施時，會毫不猶豫做出犧牲。此外，我們也必須開創一種普世的政治語言，不論在先進國家或專制政權之下，這種語言都能讓人們的心靈產生共鳴。我衷心相信，領導這場終結不公義與不平等的戰鬥，並開創新政治語彙的，會是女性、年輕人及被壓迫者，東西方皆然。

本書輯錄的故事皆以平凡人物為主角，由一位爭取自由平等的政治家，在遭到專制政府不正當監禁後寫就。書中有一些片斷是我的親身經歷，這些過去，在入獄期間從記憶深處重新浮現。多數政治家都相信洋洋灑灑、華麗恢宏的論述能傳達偉大的真理。我不一樣，我始終相信人類故事的力量。雖然身陷囹圄，但我知道有千千萬萬個德米塔斯在外面奮戰。德米塔斯在地底礦坑，在工廠。他在演講廳，在廣場，在參加集會。他在工地，在罷工，在抗爭。他剛被解僱。德米塔斯失業而貧困，他年紀很輕，他是女性，他是小孩。他是土耳其人，他是庫德人，切爾克斯人。他是阿拉維派，是遜尼派。不管他是誰，他鬥志高昂，信念堅不可摧。我的政治參與圍繞的核心，並非崇高理想或抽象符號，而是一般人能夠改變世界的一般人。 （相關報導： 中國的機遇何在？《郭鶴年自傳》書摘（二） ｜ 更多文章 ）

＊作者塞拉哈汀・德米塔斯（Selahattin Demirtaş），一九七三年生，說扎扎其語的庫德族政治家、前土耳其人民民主黨（HDP）共同黨主席。政治生涯從擔任人權律師起步，並協助HDP轉變為更包容性的政黨，著重進步價值、女性主義與LGBTQ權利。曾於二○一四及二○一八年競選總統，因自二○一六年十一月起遭到監禁，第二次參選時在獄中進行競選活動。本選自自他的第一本小說著作《黎明：短篇故事集》（南方家園），全書寫於艾迪尼最高安全級別監獄。他目前仍關押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