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政治犯，寫下這篇文字的時候，正關押在土耳其艾迪尼市一所高安全級別監獄裡。我猜想，你們大多數都不曾收到從監獄寄出的信，所以我希望你們就這樣看待這篇序文：一封從獄中寫給你的信。
我在一年十個月前遭到逮捕，當時我是土耳其的國會議員，也是簡稱為HDP的人民民主黨的共同黨主席，這個政黨在土耳其的前一次選舉中，獲得近六百萬人投票支持。我與成千上萬的異議者成為政府的清肅目標，以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為由，將懲罰性措施正常化。政府迄今對我發動了一百零二次調查，提出三十四項不同控告。總和起來，我目前面臨一百八十三年的總刑期。
在西方國家，監獄一般而言是犯罪受罰之處，在土耳其則完全是另一回事。監獄的高牆之內，現在正囚禁著大量有能力、受過教育的人民，足以滿足任何一個中型現代國家的需求。我身為人權律師，曾經數年堅持不懈舉報土耳其監獄的人權侵犯案例，因此我可以完全肯定，並帶著極大的沉痛告訴各位，自一九九八年成為律師以來，我從未目睹人權像現在一樣，如此頻繁而持續地遭到踐踏。現在的土耳其，有人挺身反對政府高漲的獨裁主義，就會迅速被監禁。他們可能是推特發文被視為批判當今政權的異議者、揮舞反抗標語的大學生、忠實報導的記者、參與和平請願簽署的學者，或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國會議員。政府相信連坐懲罰政策將能有效壓制「外面的」數百萬異議分子，他們所處的世界無異於半開放的監牢。於是入獄近兩年期間，我不曾疑問自己為何淪落至此。如同其他許許多多關押在土耳其監獄中的異見者，我也同樣在為和平與民主化付出必要的代價。即使被迫在獄中度過終生，我對於捍衛和平、民主與人權之權利的信念堅定不移。
今日世界普遍認為文學與政治是兩個獨立的領域，我從不認同這樣的觀點。讀者或選民對於作家或政治人物的期待，本質上並無二致，都是希望獲得啟發。兩者都被期待能夠創造意義、仔細觀察所處的社會，並且反省社會面臨的議題。最終，尤其在壓迫政體之下，政治人物背負的責任，與以社會福祉為優先的知識分子所背負的責任，不會有太大差異。
事實上，同時身為政治家與作家，我始終相信我們的鬥爭行動必須在兩個層面實踐。首先是在語言領域裡進行的智識鬥爭，這個領域自然包含文學。而目標在於重新奪回和平、民主、人權這些日復一日被侵蝕殆盡的概念，讓它們脫離政府與制度性政治設下的虛假界線的限制。一般常言，這些價值是已開發國家與壓迫政權，西方與東方之間的區別，然而在西方國家政府，它們卻經常被送上政治與經濟利益的祭壇，成為犧牲品，情況屢見不鮮。寫作當前，政治危機在世界各地爆發，而這正是關鍵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