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而非人間的伊甸園。劉吶鷗對上海的拜金主義和物質主義有一定的反思，「上海真是個惡劣的地方，住在此地的人除了金錢和出風頭外別的事一點也不去想的，自我來上海了後愚得多了，不說靈感、睿智、想像，就是性慾也不知跑到何處去了，變成個木人了。」（一月五日日記）不過，他的抱怨不能全部當真，他本人離不開這樣的生活方式——「吃大菜，坐汽車，看影劇，攜女子，這是上海新人的理想的日常生活」。（二月五日日記）
在跳舞場、時裝店、酒吧、麻將桌和夜總會之外，劉吶鷗跟一般的「少爺」最大的不同就是手不釋卷。在上海，他能及時買到中國及世界各國新出版的書籍和雜誌，就日記中每個月末的閱讀記錄欄來看，劉吶鷗閱讀的書籍刊物，中、日、法、英四種文字都有，他在四種文字中悠遊無礙。「劉吶鷗從青少年時期就浪蕩天涯，漂泊海上，實質上跨越了有形的國界。精神上他也少有語言障礙，對藝術家而言，藝術作品是無國界的。」他結交的文藝青年也遍及不同族裔乃至政治立場。
劉吶鷗讀得最多的是日本文學，不僅閱讀、品鑒、評論，還親手翻譯成中文出版。一九二八年九月，他出版了譯作《色情文化》，收入一九二七年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綜合雜誌和文藝雜誌上發表的七篇短篇小說。
劉吶鷗第一個接受一九二零年代於日本開始的最先進的現代主義——新感覺派與普羅文學，並將其翻譯介紹到上海文化界。在這本譯作中，他一次性地引入橫光利一、片岡鐡病、中河與一、林房雄、川崎長太郎、池谷信三郎、小川未明等七名日本先鋒作家的作品，顯然有其良苦用心在，日本學者藤井省三指出：「一九二七年也是日本因戰敗而破滅的昭和戰前史的原點。劉吶鷗所翻譯的《色情文化》全部採用一九二七年所發表的短篇小說，這代表劉吶鷗也深深的關注著這動盪的一年，也可將這一年視為現代東亞史的起點吧！」
劉吶鷗在本書的「譯者題記」中梳理了日本文學的脈絡，「現代的日本文壇是在一個從個人主義文藝趨向於集團主義的轉換期內……在這時期裡能夠把現在日本的時代色彩描給我們看的也只有新感覺派一派的作品」，因此藤井省三分析說：「劉吶鷗同書收納一九二七年的日本短篇小說群，是以現代主義和中日問題爲主題的作品，對他來說像那樣的《色情文化》是尋求[東亞的明日社會]、將來新方向的一種手段。」
劉吶鷗對世界文學的評價帶有鮮明的個人色彩，他推崇法國文學，而對美國文學毫無好感，「在我看來，米國人完全不懂文藝」。（五月一日日記）他對翻譯成日文的俄國文學評價也不錯，一月五日閱讀俄國作品《魔窟》，認為：「作者講故事的能力確實大的，我覺得自己講故事的能力小，也許是福建話單語少，每每不能設想出適當的話來表現心裡所想的。」一月七日再次讚揚此書作者「老練的描寫和生動的文章」，並指出「我信小說不是少年人可伸手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