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抗戰期間，中國有各個不同階層的人士以各種方式同日本佔領軍合作，他們都該死嗎？研究所謂「通敵」現象的學者蔔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指出：「歷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準則，也不能製造道德知識。歷史研究者的任務不是提出錯誤的觀點來抨擊過去的歷史參與者或現在的讀者，而是調查在某時某地產生道德準則的標凖和條件以便精心研究。追問為什麼一些中國人選擇與日本人一起工作是歷史研究的課題，但是探尋那時的合作為什麼對人們具有意義可能更為重要。」去「道德絕對化」的歷史研究和敘述，在華語文化圈中仍寥寥無幾。更何況，無論從法律還是文化的意義上，都很難將劉吶鷗定義為「漢奸」——反之，毛澤東和蔣介石更有「資格」被命名為「漢奸」。
在那個國族意識高漲、甚至成為對人的最初定義的時代，劉吶鷗反其道而行，以超越國籍、種族和文化的「世界人」自居。那個時代容不下這樣的人，劉吶鷗即便不死於那一場謀殺，也會死於另一場謀殺，或者國共兩黨的政治清洗。不過，讓人欣慰的是，子彈並不能戰勝文學、藝術、自由和夢想。在靈魂的意義上，向死而生的劉吶鷗比那些暗殺他的「愛國者」活得更加長久，正如他的友人所說：
在八一三以前，我對吶鷗的日本籍是毫無所聞。但是，國籍又有什麽關係呢？如果我們把他作為一個中國人，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所建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他在中國生活的時間較長遠，所以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的言行是屬於中國的。反之，如果把他作為一個日本人，他的一生工作是更加偉大。他深深地走入中國的文化界，去發動中日文化一元化的工作，我相信沒有一個日本人幹過這樣艱深的工作。對於中國日問題，他對我說，中國人的長處和短處，以及日本人的長處和短處，我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要由中日文化界徹底合作，探求一種新的文化，一種能夠使中日兩國共同努力的新文化，才足以領導民族，消弭戰爭。莫論他是中國人或日本人，他的理想是謀中日兩民族的永久幸福，或是全人類的永久幸福。他的思想言行，都是本著他的藝術良心和精神。他的死，我深痛獨裁政權的殘酷。吶鷗不是一個中國人，或是一個日本人，而是一個世界人。
＊作者為旅美作者。[本文選自作者新著《1927民國之死》(八旗文化出版)]
本書作者仿效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之筆法，挑選了25位代表性人物，透過書寫他們在1927年前後的生命歷程、政治理念與精神取向，來呈現中國的真實面貌，進而探討近代中國由帝制走向憲政共和的轉型為何全盤失敗。其中既包含了蔣介石、毛澤東、汪精衛、胡適等重要人物，但為了突破傳統國共兩黨單一史觀的框架，余杰更廣泛地納入過去不被重視的角色，諸如其中包括代表了庶民社會的商人、農民，如劉大鵬、張幼儀；為少數民族與邊境地帶發聲的川島芳子、圖登嘉措（十三世達賴喇嘛）；還有反映了列強的觀點的鮑羅廷、史迪威等外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