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代即離開台南老家，一直「在路上」的劉吶鷗，也有國族和文化認同上的困惑，他的日本朋友說他是「失去國籍、沒有影子的人」，「他是多麽的以身為殖民地人民而感到自卑」，但他對台灣獨立或台灣自治等政治理想並無多大熱情。
就在同一年，劉吶鷗的台灣同鄉林獻堂邁上了爲台灣的未來尋求出路的歐美諸國之旅。這一年，日本的大正民主落幕，新登基的裕仁天皇為了應對中國的統一和蘇俄的擴張以及國際局勢的激烈動盪，與軍部主張對外擴張的勢力一拍即合，走向法西斯獨裁之路。
也是在這一年，日本共產黨分裂，台灣文化協會也因為激進與溫和理念的爭執而分裂。隨後，奪取台灣文化協會領導權的連溫卿等人於二月十七日發表《一九二七年台灣》一文，指出「要救台灣人非主張階級鬥爭不可」、「民族主義者於此總退陣，以其勢力結成台灣民眾黨而與台灣文化協會形成對立」。林獻堂深受打擊而離開台灣出國考察，在旅途中發出深深的嘆息：「東方人所愛者是利，西方人所愛者是自由，愛利人若是以利誘之，則爲奴隸亦所心甘；愛自由之人則不自由毋寧死，此則東西之所大異之點也。」
劉吶鷗沒有林獻堂那樣強烈的家國情懷，他是一名沉迷在文學、電影、女色和美食中的唯美主義者，是時代的「局外人」。哪裡有美、文藝和享樂，哪裡就是他的家園。他相信政治和經濟的權勢是一時的，惟有文學、藝術和審美是永恆的。那一年，在南京東南大學畢業的郭廷以，靠著史家的敏銳，逐日記載北伐軍興之後的大事；比郭廷以小一歲的劉吶鷗，則在上海租界過著文藝青年「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小確信」日子，並開始小說創作爆發前最後的積累。
四月十二日，正當劉吶鷗登上輪船離開上海之際，上海無數顆人頭落地。國民黨「正史」中如此記載：「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奉令解除共黨份子組織之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武裝，揭開中國強制執行清除共黨份子之序幕。……「四一二清黨」爲中國國民黨厲行全面清黨運動的開端，亦爲中國國民黨生死存亡與中華民國統一獨立的重大關鍵。「這一切」國家大事奇跡般地與劉吶鷗擦肩而過。
六天以後的四月十八日，劉吶鷗從基隆港乘坐火車到嘉義，再轉車回到台南新營的家中。然而，他與從小就親愛的祖母已人鬼殊途：「坐腳踏車入大門，看大廳裡白色一閃，才知道來得遲了。……入她生前所起居的房間，雖不見其影，好似聽著她大又亮的聲音。在靈前燒著香，不由地眼睛暖潤起來，不是悲她的死，是憶起不會輕的聲音。」
在日記正文旁邊，他特意加了幾個字的旁註：「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在他心目中，家比國重要，祖母的死亡比蔣介石的上位和國民政府的建都更重要，儘管祖母是一名不會被任何官方史書記載的平凡婦人。此刻，劉吶鷗對「國民政府」的好壞並無太多認識。他不曾想到，這個如戲班子一樣搭建起來的「國民政府」，日後要派殺手取他的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