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柏克希爾哈薩維所宣示的立場一點也不新鮮，不過是把十九世紀的學說推到極致。如此社會觀令人冷到骨髓。然而它不是資本主義不小心生出的「怪物」，而是資本主義獨大的時代特徵；而發表這種言論的人可能受害最深。
柏克希爾哈薩維的文章是針對〈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發難的，且看陳文茜怎麼說：
「台北房價『大躍進』的真相是全球經濟大崩壞後，政府無能且失靈的產物。1％有錢人資金囂張肆虐，政治淪為利益團體的工具，政策變成為富人量身打造的提款機。公義淪喪，政府無視一船民眾的痛苦……以致一個不向命運低頭的女孩，只能抓著幾句書寫者的語句，每日如誦念珠般，不斷安慰自己。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
陳文茜用一個年輕人的困境來囊括所有年輕人的困境，彷彿台灣年輕人全都是逆來順受、毫無主體動能的受害者。
照兩人的說法，年輕人不是只能坐等政府良心發現、環境漸獲改善，就是加入割喉賽局，殺個頭破血流、踏著「魯蛇」屍體邁進也面不改色？
陳文茜覺得年輕人很可憐，柏克希爾哈薩維說他們「沒懶趴」，雙方立場的差別其實小之又小；更確切地說，兩人彷彿給了一場合唱，看似白臉對抗黑臉，實則協力共譜一曲自然主義的環境命定論。
怎麼回事，蔣介石專政「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的口號，於解嚴近三十年的自由民主台灣，在這兩種言論裡、在「小確幸」語境中，竟然砍了後半？這歷史反諷，任誰也料想不到吧。
從痙攣到失語
回到原先輕鬆話題。
我認為《艋舺的女人》演員不應該為了寫實而阿的啦的；或者說，他們不應將平常說話的方式帶進攝影棚。演員照說是喜好語言的一群人，不僅是因為對白所傳達的知性情懷，更是它所帶來的感官經驗。讓語言到位，照說是演員的絕活，但何其諷刺，語言卻逐漸變成台灣演員最大的障礙。
與此同時，直面地說，台灣人說話愈來愈乏味了。
美國劇作家艾爾比（Edward Albee）之《動物園故事》（The Zoo Story）提及佛洛伊德晚年因抽雪茄而罹患嘴癌、下巴潰爛，醫生只好做個義肢替代。作家以此暗喻，當一個人所說所言盡是流行俗話、大眾濫調，此人無異得了「嘴癌」，徒具義肢，而無真正皮肉。
沒那麼嚴重。在我看來，當今的現象不是絕症，只是暫時失語。我們遺忘的、足以刺激感應、思辨的語言當然找得回來。
第一步就是：從阿下手，從不說流行語開始。
＊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