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蔚然專欄：阿你要去哪裡啦？

來點輕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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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遙控器轉到《艋舺的女人》，我依例瞄了一眼，這一瞄竟盯住了，不但看完整個時段，之後還覺得意猶未盡。讓我拍案叫妙、捨不得轉台的是，演員說台詞時屢屢以虛字起頭、以虛字收尾，好比如：

甲：阿你要去哪裡啦？

甲：阿人家也要去啦。

乙：阿來去啊！

若要細分，台語人有「阿」，國語人有「那」，像我這種雙聲帶則是「阿」「那」輪流來；中年人常「阿」或「那」，年輕人則「然後」不已。

針對這現象，中文沒特殊名詞，英文則通稱語言痙攣（linguistic tics）。

從痙攣到戀物

我不相信你會在好萊塢電影裡聽到如下的對白：

A: Ah where are you going lah?

B: Ah I’m going to the movies ah.

A: Ah I want to go too lah.

B: Ah let’s go ah!

這並不表示美國人語言痙攣症不比我們嚴重。名列英文發語詞榜首的是WELL、SO、YOU KNOW、LIKE。

卡洛琳．甘迺迪是約翰．甘迺迪的女兒，目前是美國駐日大使。2008年，她有意代表民主黨競逐希拉蕊於參議院留下的席位，然而在一次訪談中，她砸鍋了：

「我是，你知道，其實，Andrew Cuomo我熟識很多、很多年了，而且我們常聊，你知道，在整個過程裡，因此，你知道，我們有真的很好的關係，而且他的作為我很敬佩，因此我不會真的好似批評任何其他角逐者，因為我認為有很多人資歷都很棒，而且，你知道……」

勤奮的美國網友算過，30分鐘訪談裡，她講了不下百次「你知道」，其中段落她於5分鐘內講了46個「你知道」。全美譁然；為了區區「你知道」，卡洛琳．甘迺迪的參選活動尚未正式開始便告結束。

卡洛琳．甘迺迪的you know和台灣電視名嘴的口頭禪，如「其實」、「所謂的」、「對不對」、「坦白說」、「所以我常説」、「你照」（「你知道」速縮版），屬同一類型。這已經不是普通的語言痙攣，而是較為嚴重的語言戀物癖。

設想我是個無可救藥、專愛購買名牌的血拼主義者，既使信用卡刷爆也無法遏抑；然而我真正渴求的其實不是看得到、摸得著的LV，也甚至不是LV所代表的象徵資本（社經地位、品味），我只是用這些物品來填補內在更深沈、迫切的匱乏──此為戀物癖的簡單解釋。

語言戀物癖不是指名嘴迷戀口頭禪，而是他們只剩口頭禪，口頭禪被無意識地濫用是為了遮掩思考的空空如也。

這道理人人皆知，問題是，台灣人既然早已看穿這些「談話頭」（talking heads），為何政論節目仍有不少收視率，而且大眾反而被他們牽著鼻子走，說起話來愈來愈像「談話頭」？這似乎是個弔詭，但仔細分析，它一點都不弔詭：政論節目之於觀眾，正如臉書之於某些臉友，正如口頭禪之於「談話頭」，是用來填補空空如也的替代物。

但如此解釋無法說明「我們在模仿我們鄙視的人」的弔詭。莫非我們羨慕他們的臉皮厚和知名度？或許。

也或許，我們怠惰，我們抵制這些人、抵制垃圾語言的決心與敏感度有待加強。

分量不輕的虛字

並非所有虛字或發語詞都沒意義。

「兩人坐在房間裡，都沒說話。然後其中之一說“Well！”。另一個沒答腔。」

俄國學者佛羅斯諾夫（Valentin Voloshinov, 1895-1936）以此例說明他探索語言的路徑。光是如此，這故事看不出名堂，因此需要添加非語言資訊：當時五月，冬天卻還沒走，兩人望著屋外，又開始下雪了。這麼一來，加強語氣的 “Well” 變得有意思了，它明顯透露了帶著幽默的無奈。

佛羅斯諾夫認為，語言的意義不能光從字面解讀，而是要考慮到說話情境與社會背景；對他而言，「字典乃語言的墳場」。在他之前，西方語言研究有兩大主流，即個人主觀派和抽象客觀派。十九世紀語言學家認為，語言只是工具，它的源頭是個人心靈；來到廿世紀，索緒爾（Saussure）把語言視為抽象系統，專注於深層結構的分析。佛羅斯諾夫另劈蹊徑，強調語言的社會性和物質性，尤其是語言在日常生活上的表現與意識型態的糾葛。

我們或可從佛羅斯諾夫以及其後學者、哲學家的研究成果提煉出一個適用於日常生活的準則：大家都在說的話語盡量不說；換言之，被媒體濫用、被民眾廣泛使用的流行語要避而遠之。理由很簡單：第一，它讓你顯得乏味；第二，它讓你顯得輕浮；第三，也是最嚴重的，你在未察覺下被流行語夾帶的觀念洗腦了。

「小確幸」與其他

以「小確幸」為例。

如果「小確幸」代表對「幸福」不貪心、掌握可觸知事物、保住目前所有，那麼「小確幸」的意義就是接受現狀。現狀好時沒問題，現狀愈來愈差怎麼辦？雖然世事瞬息萬變，雖然有很多看不到的人正在受苦，有很多聽不見的人正在哀嚎，「小確幸」卻教我們不要管太多、不用想太遠，要聚焦於自我和當下，因為現在可是自身難保的危險年代啊。

有些人確實自身難保，有的甚至三餐不保，但行有餘力者仍屬社會多數，可一旦這些多數，包括一般人、官員、候選人、媒體、網路社群、廣告、作家，不時將「小確幸」掛在嘴上，那些不公不義的事只怕會變本加厲，而且總有一天會輪到你我。

我不是說這個社會沒「良心」。不可能，「小確幸」的附帶條件就是擁有適時適量的同情心。其實這社會有很多「良心」，有時氾濫到讓人搞不清到底是良心，還是贖罪之心──當欺騙文化蔚為主流，當良心教條化時，欺騙者的鞠躬下跪、流淚道歉會不會如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並非真正的悔悟與救贖，只是為了存活的「適應」罷了？

「小確幸」敬候災難發生；唯有透過災難，「小確幸」才彰顯價值：還好沒發生在我身上。稍經思索，我們便很難忽視「小確幸」猥瑣的一面；原來「小確幸」的主體是那麼卑微，那麼渺小。「小確幸」區分了受害者和倖免於難的人，但後者充其量是「潛在受害者」，對真實已無心追尋，對改變個人或社會現狀早已放棄。

關於年輕人的兩種說法

與「小確幸」同時流行的是「人生勝利組」、「魯蛇」、「存活」等等。若說「小確幸」是小資產階級於新世紀的退而求其次，「人生勝利組」、「魯蛇」和「存活」則不折不扣是資本主義意識型態衍生的價值系統：贏家、輸家、苟活家。

（取自柏克希爾哈薩維布落格插畫）

試讀以下文字：

「我再強調一次，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什麼『基本生存權』這種東西，請不要再把它掛在嘴邊了。地球自有物種以來，生存就一直是一種競爭，而不是基本權利，非常簡單的道理，因為地球的資源有限。喊出『基本生存權』這種狗屁名詞的人，要馬是想騙年輕人選票的政客，要馬就是自己不爭氣的媽寶年輕人。記住，『均富』的概念既不符合生物本能，更嚴重違反人性。當你掌握了多數的資源時，很自然的，你的下一步就是想辦法設置門檻，讓資源少或沒資源的人翻不了身，以維持你的生存優勢（或者說是競爭優勢），這才是所有物種的本能。」（柏克希爾哈薩維，〈年輕人，國家沒有對不起你，是你對不起你自己〉）

這論調我們當然不能接受。

1960年代期間，威廉斯便已指出，十九世紀後半葉西方逐漸流行著一種要命的學說，那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該理論如今看來是一個試圖將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社會合理化的努力。『適者生存』不是被理解為最具適應能力者生存，而是被理解為最強壯和最具侵略性的生命型態生存。」也就是說，這套說法將自然生態的局部現象當作是人類社會的整體規律，從而將「競爭」視為存在的唯一選項。

可見柏克希爾哈薩維所宣示的立場一點也不新鮮，不過是把十九世紀的學說推到極致。如此社會觀令人冷到骨髓。然而它不是資本主義不小心生出的「怪物」，而是資本主義獨大的時代特徵；而發表這種言論的人可能受害最深。

柏克希爾哈薩維的文章是針對〈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發難的，且看陳文茜怎麼說：

「台北房價『大躍進』的真相是全球經濟大崩壞後，政府無能且失靈的產物。1％有錢人資金囂張肆虐，政治淪為利益團體的工具，政策變成為富人量身打造的提款機。公義淪喪，政府無視一船民眾的痛苦……以致一個不向命運低頭的女孩，只能抓著幾句書寫者的語句，每日如誦念珠般，不斷安慰自己。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

陳文茜用一個年輕人的困境來囊括所有年輕人的困境，彷彿台灣年輕人全都是逆來順受、毫無主體動能的受害者。

照兩人的說法，年輕人不是只能坐等政府良心發現、環境漸獲改善，就是加入割喉賽局，殺個頭破血流、踏著「魯蛇」屍體邁進也面不改色？

陳文茜覺得年輕人很可憐，柏克希爾哈薩維說他們「沒懶趴」，雙方立場的差別其實小之又小；更確切地說，兩人彷彿給了一場合唱，看似白臉對抗黑臉，實則協力共譜一曲自然主義的環境命定論。

怎麼回事，蔣介石專政「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的口號，於解嚴近三十年的自由民主台灣，在這兩種言論裡、在「小確幸」語境中，竟然砍了後半？這歷史反諷，任誰也料想不到吧。

從痙攣到失語

回到原先輕鬆話題。

我認為《艋舺的女人》演員不應該為了寫實而阿的啦的；或者說，他們不應將平常說話的方式帶進攝影棚。演員照說是喜好語言的一群人，不僅是因為對白所傳達的知性情懷，更是它所帶來的感官經驗。讓語言到位，照說是演員的絕活，但何其諷刺，語言卻逐漸變成台灣演員最大的障礙。

與此同時，直面地說，台灣人說話愈來愈乏味了。

美國劇作家艾爾比（Edward Albee）之《動物園故事》（The Zoo Story）提及佛洛伊德晚年因抽雪茄而罹患嘴癌、下巴潰爛，醫生只好做個義肢替代。作家以此暗喻，當一個人所說所言盡是流行俗話、大眾濫調，此人無異得了「嘴癌」，徒具義肢，而無真正皮肉。

沒那麼嚴重。在我看來，當今的現象不是絕症，只是暫時失語。我們遺忘的、足以刺激感應、思辨的語言當然找得回來。

第一步就是：從阿下手，從不說流行語開始。

＊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