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有錢，我真的非常有錢。我賺的錢多到超出了自己以前預想的數目——我告訴你，我預想的可不是什麼小數字。
你知道嗎，我常常聽政客說一些有的沒的，像是「我以前是憲法教授，所以我是憲法的專家」，或者「我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做了二十五年，所以我是外交政策的專家」。他們說自己是某家大公司的執行長，經營事業有多麼多麼地「成功」——也就是裁掉3萬個員工，讓很多工作流到海外去，所以他們是創造就業機會的專家——把就業機會送到國外，取代美國國內工作的專家。
我常聽這些人說他們打算如何修復我們的經濟、如何創造出更多就業機會、如何減稅和平衡收支，我聽完之後都會搖搖頭，心裡想：你連當《誰是接班人》節目參賽者的資格都沒有。
你看看那些不知道怎麼通過預算案的國會議員，他們的財政建議你敢聽嗎？他們保證要創造就業機會，這種話能信嗎？我們需要一個擅長談判、有真材實料的領導人，可惜作為多數黨的共和黨議員們不具備通過預算案的領導能力和談判能力，原本那些預算案通過了就能淘汰掉該完全由私人機構執行還有該完全淘汰掉的計畫，結果到後來一件都沒通過。
到最後授權給歐巴馬的錢差不多快花完了，國會才真的站出來反對歐巴馬——結果又失敗退讓了。今年夏天怎麼沒看到他們認真工作、達成共識？
他們這樣會把幾百萬個美國人害慘——還會毀了我們的信譽評價。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足以保護美國人民並讓我們國家再度偉大的領導能力。
我們需要一個能讓政府維持運作的人坐鎮白宮，同時也要把聯邦政府官員從他們不該待的地方趕出來。如果政府官員的人數恰當，關注的焦點也恰當的話，我們就不必一直被危機追著跑了。
我們得從美國國會下手。過去曾經有總統能讓國會意見一致，然後確實有所作為——例如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還有隆納‧雷根。前總統雷根上任7個月時開除了一批航空管制員，將他要傳達的訊息清楚傳達到了工會的耳裡。前總統詹森對國會施壓通過民權法案時，他為了達成目的不惜威脅極左和極右派人士。
歐巴馬總統很喜歡打高爾夫球，可是他選錯球友了；他應該跟那些能幫助我們國家的聰明人打球，跟這些人形成聯繫來執行政策——而不是只跟他的朋友玩。
相信我，我知道怎麼用高爾夫球場——還有高爾夫俱樂部——談生意。這種時候有用的就只有明確的態度，還有把你的目標傳達給全國人民，這樣大家才會了解你的使命然後支持你。這樣我們才不會內部分裂，而且這麼一來特殊利益集團才不能用錢換取他們要的結果，從中撕裂我們的國家。
自由市場的機制是可行的——它需要的是領導者，而不是獨裁者。我們的政府必須堅守憲法的原則，並持續進行一些獎賞、鼓勵人去取得成就的社會計畫，而這些計畫必須隨時能為它們的花費和成效負責。我為家境貧困的4千6百50萬人擔心不已，為那些佔中產階級大多數、幾乎沒錢買房子（或已經失去房產）的美國人擔心不已，也為那些付不起孩子學費的人擔心不已。簡而言之，我擔心的是這些因為國家財政計畫偏袒富人而買不起美國夢的人。
所以我最堅持的理念之就是重新審閱稅制，把它太複雜還有明顯偏袒富人的規定改掉。投機性的投資團體（hedge fund）和基金經理（money manager）（註：管理共同基金、避險基金或捐贈基金，具專業知識的金融人才。）對我們的退休基金和援助了數百萬個美國人的401(k)退休福利計畫（註：美國一種延後課稅的退休金帳戶計畫，適用於私人公司雇員。）來說很重要——但沒有他們想的那麼重要。就算是財務顧問，如果賺的錢到最高等級的金額就該繳最高等級的稅。這些財務工程師常常「炒賣」公司、解雇員工，然後用「縮減開支」的方法毀掉一堆人，甚至是一整間公司，從中賺到好幾10億——沒錯，是好幾10億——美元。相信我，我知道10億元的價值——可是我知道1塊錢也有它的重要性。
我賺的錢是我自己努力工作的成果——我想出來的計畫、我談成的交易，還有我買下後重振的公司。我明白我的員工從事建築業有多辛苦，因為這是全世界最辛勞、最危險的工作之一。
那些白天工作流汗的人，晚上回家就不該為生活煩惱才對。
我從來沒有拿公家薪水的「保障」，因為我就是發薪水給別人的老闆。我也不是一直都一帆風順，在1990年代政府修改了不動產稅制，而且這些改變竟然還有追溯效力。這件事非常不公平，不過我咬牙撐了過去，現在事業欣欣向榮。這些稅制改動殲滅了建設產業，很多公司都因此倒閉了。今天，環保人士誤入歧途的熱情也讓建設計畫變得很難搞；我們現在還有神經病似的各種管制，彷彿隨便買個迴紋針都會違反什麼政策。
也難怪我們社會上的壓力比以往都還要高。我們應該讓公平公正的商人自己經營公司——尤其是小企業——不要一直插手，這樣他們才可以賺更多錢，給更多人工作機會——而不是被歐巴馬健保逼著請一堆兼職員工——然後大家都過得很快樂。
我們國家現在處於財政困境裡，國債超過19兆美元，直逼20兆。即使是最支持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也警告我們，當我們超過20兆元國債的界線時，我們麻煩就大了；到時候我們的財政系統會真的開始解體，我們不但借貸能力會下降，欠債的利息也會上漲。
到那個地步時，我們在世界市場上就會喪失信譽。過去一年歐洲和亞洲財政動盪，只有美國維持了穩定的財政。一直背著我們的債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去年就有數不清的美國人沒有參與經濟成長——過去20年的狀況都差不多。這些人不得已只能抵押自己的夢想——他們的美國夢——來維持現狀、勉強過活，根本沒有向前進的希望。
我們的系統壞了，所以我們必須修復它。我們必須改變我們制定政策的方式，而且一定要現在就開始改變。我們需要了解問題嚴重性、知道該怎麼掉轉船頭的人。
有些人提出的解決方案根本莫名其妙，有的政客還認為縮減社會安全保險和其他福利項目的補助能減少國債……說到這個我們就得小心行事了。自從80多年前的經濟「大」恐慌，美國就一直為那些經濟弱勢的人提供社會安全保險；很多退休老人更是靠社會安全保險和聯邦醫療保險的補助生活。
可是你知道嗎？有很多有錢人都不需要這筆補助金，如果政府讓我選要不要放棄補助的話，我就會勾選放棄。我確信有很多其他有錢人也願意這麼做，但就算這樣，對我們財政困境的影響實在是小之又小。
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們得用更好的解決方法，例如修改稅制讓所有收入不同的階級能更公平地繳稅。
當然，有很多值得我們去評估的「津貼」，我們應該評估這些錢是否浪費、方向不對或是執行上太浪費。我在別的章節講過移民政策，但我還是要提出一個問題：非法移民——或他們的小孩——應不應該和真正的公民或合法居留的人一樣拿到津貼？
同時，政府捐贈給很多企業和產業的錢——「富人的津貼」——也得重新審查。我很懷疑，為什麼那些陳情團體人多的產業、老闆獻金支持候選人的公司都能拿到比較高的收入補貼（income-supplement）。
想解決我們經濟整體上的問題，就得先重塑我們的產業來迎戰外國競爭者，然後創造出真正的工作機會。政府給的數據看起來都很樂觀，可是實際上的狀況非常糟糕。
來看看我們的失業問題。這裡有兩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變數，其中一個是直接放棄並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數比例，因為在計算失業率的時候這些人並沒有被算在內。我們所謂的勞動參與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還留在勞動力市場的那些人——創了近40年來最低紀錄。上一次是前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主持國事的年代，而那時候的螺旋式通貨膨脹嚴重到利率超過20%。
再考慮到那些有工作但未充分就業的人，那真正的失業率就高達百分之十幾二十。我知道有很多睿智的財經界人物都懷疑政府對就業市場的評估，以及政府呈現給我們的統計數據。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從親友鄰居身上看到，就業市場上的問題仍然非常多，因為對那些想炒高股價的企業來說「縮減規模」還是最熱門的行話。
而且轉移到其他國家的不只是工作機會，我們甚至能看到整個產業消失到海外的情況。
美國人想要工作；我們這個國家的職業道德非常棒。問題是年輕人開始找第一份好工作，或是失業的人想二度就業的時候，他們卻找不到工作。
我們需要訂定一些法規，用稅收優先權和經濟支持的方式來鼓勵美國企業把創新科技和製造工業留在本土。
解答：第一步就是跟我們「友善」的合作對象敲定更好的貿易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