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我在北京，許志永被囚。
這早在意料之中。此前，北京市公安局負責人跟志永談了三次，都是要他書面認錯，承諾愛黨。志永每次都斷然拒絕，並且每次都立即通報我們，我們也都堅決支持他，堅決不妥協。那時我們非常清楚，當局肯定惱羞成怒，抓人是分分鐘的事了。
我隨即結束在臺灣的學術訪問回大陸，在家中只呆了幾天，便匆匆趕到北京，等他們朝志永下手。但公開場合，我跟志永沒有任何交往，並且推掉了身邊幾撥老友要我去志永家中探視的邀約。
（公益商人王功權，一度被捕，現取保但未完全恢復自由。）
抓捕志永的當天，北京一片白色恐怖，志永的幾十個兄弟，都被軟禁。還好，我和王功權還可以自由走動。
於是，志永被抓的第二天起，我跟功權天天碰頭，當然都是討論如何聲援。第一封連署聲明在志永被抓四天后，即7月21號早上發出。考慮到北京人人自危，敢第一時間站出來的人未必很多，動員難度太大；而且多頭聯絡容易走漏風聲遭「老大哥」反制，第一封連署聲明僅以我跟功權兩人名義發佈。但這仍如深水炸彈，激起強烈反響。隨後，聲援浪潮鋪天蓋地。
但很快，我付出了代價，於8月2號遭北京國保綁架，強行遣返廣州軟禁48小時。功權更是重蹈志永的厄運，於9月13號遭當局悍然抓捕，拘押了近四個半月。
轉眼，一年過去了。志永仍在獄中，被判四年。功權雖然取保，但並未完全恢復自由。我則不得不姑且漂泊天涯。三兄弟天各一方，音訊阻隔。
新公民運動的發端，可以說是2010年志永發起的公民承諾。當時他就找到我，邀我加入，我以堅守南周平臺為由婉拒了。2012年5月志永正式發起新公民運動，也到廣州找過我；我到北京出差，他還請我到他家住了一晚，也是為了遊說我加入，但我不為所動，統統婉拒。每次婉拒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多失望，但我必須硬著心腸，不被他誘惑。
我怎麼不知道新公民運動幹的就是我一直期待的組織化維權呢？但我給自己的定位，始終只是言說者而不是行動家，我清楚行動不是我擅長的。我更清楚的是，最危險的時刻一定會到來，那時需要一個體制內外都有資源的人第一時間出來救場、出來接力，這個人只會是我。我絕不能讓志永把我裝到同一個籃子裡，必須堅決跟他切割。
事實證明這是對的。我仍然不擅長組織、行動，我仍然只有言說。但新公民運動跟體制的衝突從根本上說是一場道德戰，在這場道德戰中，言說就足以組織起強勢的抵抗，讓體制付出從長遠來說它根本付不起的道德代價。
一年後的今天，抓捕仍在持續。不僅新公民運動的兄弟們，包括郭飛雄、唐荊陵、袁新亭、王清營、常伯陽、方言、賈靈敏、浦志強等兄弟，迄今都身陷囹圄。他們跟新公民兄弟一樣完全無罪。專政體制武裝到牙齒，對不同意見者的定點打擊可以無往不勝，這點跟過去比，沒有任何改變，而無論它的話語體系怎麼變。
但有一點，卻是無可挽回地改變了，不以它的意志為轉移，那就是社會的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開始急速增長，讓當局的鎮壓不得不付出越來越高的成本。鎮壓新公民運動之前，當局決不會料到他們會遭遇國內外輿論那麼強悍而持久的狙擊；其法治高調、現代治理的高調，統統成了笑話。他們更不會料到，其後的一系列鎮壓中，社會的抵抗甚至從輿論發展到地面，如建三江事件中的公民圍觀，如鄭州十君子事件中的公民圍觀。低成本乃至零成本鎮壓的時代，顯然一去不復返了。
這就是當下中國最深刻的變化。任何國家的憲政轉型，都不可能一帆風順，都不可能避免鎮壓。不說韓國威權政府的殘酷，智利威權政府的殘酷，即便同文同種的臺灣，國民黨當局難道不也要借美麗島事件把反對派斬草除根麼？只因為美國高壓尤其停止軍售的高壓，才讓國民黨當局不敢公然殺人。但縱如此，仍有林義雄滅門案及諸多至今不明真相的神秘命案。但臺灣社會沒有被嚇倒，沒有屈服，而是前仆後繼，每次鎮壓都激起更頑強的抵抗。國民黨當局仍有能力鎮壓一切，但卻越來越難以控制鎮壓成本，最終不得不承認，人心變了，時代變了，鎮壓不是辦法了。理性計算之下，不得不從鎮壓轉向容忍，並最終從威權走向憲政。
期待對手良心發現停止鎮壓固然是幻想；遇到鎮壓就張惶失措就立即宣告失敗擴散絕望和恐懼，則更荒誕可笑。既然鎮壓不可免，作為轉型推動者就該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坦然面對嚴酷後果。因鎮壓而沮喪而退縮而放棄，那是怯懦，怯懦者只能最多做清談者，而不可能是轉型的實際推動者。
從夾縫中成長，在圍剿中前進，用抵抗回應鎮壓，這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宿命，中國轉型的宿命。唯有不屈不撓而且有理有節的抵抗，街壘戰一般反復爭奪的抵抗，才能讓鎮壓成本最大化，動搖鎮壓意志。就此來說，中國的轉型無非是意志的對決，毅力的較量。這節點剛剛在中國展開！唯有仁智勇兼備如許志永郭飛雄唐荊陵者，始能笑傲風雲。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