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在面對艱難的困獸之鬥。
此刻香港面對的問題核心看似是2017的普選，但其實是香港和中國的關係，亦即一國兩制能否為下去。一國兩制雖然不意味著香港的民主化，但香港的民主化卻必然涉及一國兩制的框架。
今年七月一日數十萬人走上街，人數是十年來最多的一次，原因被普遍認為是六月初北京發佈的一國兩制白皮書，證實了大家一直以來的擔憂──一國兩制正在死亡中。可以說，這個白皮書就是一國兩制的墓誌銘。
回到歷史源頭，在 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聲明，「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這也是後來1990年「基本法」的主要精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鄧小平強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意思是北京不會直接治理香港。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法」制定的歷史時空正好是1989的鎮壓，所以「當時草擬《基本法》、有關一國兩制的條文，都是很寬鬆的，因為鄧小平好怕香港人會走。」李柱銘最近在接受「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時說。
今年六月十日，國務院首次發布針對香港問題的白皮書，跟以往北京對一國兩制的表述明顯不同的是，白皮書「特別強調了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白皮書一出，震撼整個香港。過去幾年香港人早感覺到，一國兩制的「一國」正在增強，「兩制」正在消失：如梁振英選舉過程，中聯辦前所未有地著力甚深，以致於媒體說是「西環」治港；而香港原有的言論自由、法治廉潔不斷受到威脅，都被視為是「大陸化」，甚至來自北京和香港政府的各種「中港融合」計畫更是直接讓港人感到從政治、社會到生活上，兩者距離越來越接近──但他們卻是希望越遠越好。這次白皮書，更是宣告了一國兩制中的香港高度自治的精神，是北京可以隨時收回的。
對此，民主派認為白皮書違背鄧小平的承諾和「基本法」的精神，是毀棄了基本法作為北京和香港的契約。但建制派卻認為，「白皮書內所有說法都是有根有據，完全跟隨《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去寫的。」基本法委員會成員劉迺強接受「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採訪時表示。不過，建制派也承認有變化：因為可以說北京政府在1997年後，長期「自我約束」不幹預香港，但現在他們覺得香港越來越亂，「因此以前沒有(在香港)使用的權力，以後會用多一點。」
中共在港澳問題上的重要智囊學者強世功也在一系列專文中強調，回歸初期是按照鄧小平香港「保持不變」的思路，基本上對香港採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預政策。然而，強世功說，「放任不幹預政策導致一種錯誤的看法，認爲中央甚至內地的學者專家在香港問題上發表言論就變成了「干預」香港高度自治。」由此，從2013年以來，北京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明確放棄了以往的低調策略，而是採取高調。甚至可以說，「中央對香港的治理正從法律、經濟和政治上的「一國」建構，逐步轉向文化、思想上的「一國」建構。」也難怪在這過程中，香港人會感覺到，一國越來越強，兩制越來愈虛。
強世功甚至也承認，「全面管治權」概念中試圖用「全面」來表達中央在香港擁有權力的廣泛性，從而防止香港不少人認爲中央在香港除了駐軍和外交之外沒有其他權力。如果和過往的《基本法》理論相比較，從比較籠統的中央「管治香港」變成中央在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無疑是一個新的概念和提法。」
無論北京是否改變對一國兩制的詮釋，他們無疑是要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於是，「一國兩制」的本質矛盾暴露出來：如果兩制的界限是北京可以單方面決定的，那麼兩制就終歸只是一個虛構。尤其，透過民主選出領導人的過程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集體意志展現，也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自主性表現。 北京當然很難容忍在一個威權中國底下有這麼一個「特區」。
作者為台灣評論人，現任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兼《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