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內外大新聞頻發的時期，公眾應接不暇，但與這些意義深遠的事變相比，中國媒體和公眾對這些內外變化的態度和理解更值得關注。7月1日，日本安倍內閣通過內閣對憲法條文給予解釋的方式，部分解禁了所謂「集體自衛權」，即日本在本土未受到直接攻擊時使用國家武力的權利。
這一變化對於日本內外政策走勢都有很大影響，而在目前中日兩國社會氛圍相當低潮的情況下，中國公眾的反應激烈本是意料之中的，也許，這正是日本方面希望達到的效果之一。所以，如果說日本通過逐步解禁集體自衛權而實現正常國家，則這一變化對於中國直接和首先的挑戰還不是安全或國際格局方面的，而是對中國公眾與政府國際意識和理解力的挑戰。
對過去20年來日本國防安全政策稍加回顧，人們會發現，在冷戰結束後，日本走向所謂「正常國家」的步伐一直在穩定推進。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後，圍繞合法的國際聯合安全行動，日本依據國際貢獻論和國際協力論，完成了PKO，即海外派兵法制建設，這是戰後新日本第一次大規模以安全活動角色登上國際舞台。應該說，這一決定性行動的時機、力度和內外反響控制都是相當優良，尤其是鄰國等外部反應是溫和和短暫的，足見其決策與施行之深思熟慮。
1996年至2000年，由於台灣海峽兩岸的持續緊張局勢和美日的或明或暗的聯合警戒活動，日本完成了所謂「周邊有事」法制。這一系列法案巧妙地利用了美國冷戰後戰略調整和收縮的混沌期和東亞的軍事局勢，利用曖昧的專業術語實質性地把日本向東亞和西太平洋投射軍事力量的法制框架搭建起來，並把這種可能的力量投射與傳統日本專守防衛的保守國防戰略鏈接成一體。此舉雖然在中韓等與日本有現實競爭情緒的東亞國家一度激發強烈反應，但並未從總體上造成格局與雙邊關係的重大變化。而且，由於這一政策與更新升級後的美國西太平洋戰略高度吻合，是日本作為更平等的安全夥伴發揮更大作用的表現，實際上還受到美國的支持。
進入新世紀，隨著美國反恐戰爭的開展，日本的國際協力法制顯示出實際的軍事意義，日軍不僅在反恐和反海盜等國際行動中投入實際兵力，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已經以戰勤補給等戰地勤務和支援分隊的形式實質參與了戰役實施。2002年起，中日圍繞釣魚島主權的爭議進入新一輪激烈化時期，也在這一時期，日本開始冷戰後最大規模的戰略方針修訂，其國防安全的重心從冷戰時期的本土向西的抗擊蘇聯威脅，轉向西南方面的海洋，以所謂西南諸島防衛為牽引，日本開始按照新的軍事戰略重新建軍。新型運輸艦與大型化多功能戰艦的建造計畫陸續面世，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方允准之下，自2002年起，日本陸自開始與美海軍陸戰隊在彭德爾頓兵營開展兩棲戰訓練。這是美方開始鼓勵與允許日本擁有和發展一定數量進攻性戰略力量的開始。
正是在近三年來釣魚島爭議日益對抗化的背景下，安倍政府開始了修憲歷程，而在日本憲政體制自身的約束下，修憲的困難使其換用憲法解釋的方法，以快速實現集體自衛權解禁的目標。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看到，安倍政府的前任任何政客一旦上台，如欲在對華壓力問題上採取較緩和的態度，則都不能穩定執政地位，而從小泉到安倍，對華持較強硬態度的政客則能獲得廣泛的社會和政治支持。這是中國必須面對的日本客觀國情。
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重大變化體現日本朝野對其外部安全環境與日本利益和角色的認知，在這些逐漸形成的新認知對象中，中國無疑是首要的因素。不認清這一點，將很難合理和準確地理解日本的政策變化，因此也就難以對變化了的日本採取合理和有力的政策回應。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亞太格局衝擊最大的發展乃是中國力量的出現。這一力量的出現除了一般性解構了傳統的地緣戰略格局，其衝擊力又由於兩個因素而倍增，其一中國新獲得的龐大經濟力量迅速轉化軍事力量和日益增長的外部投射力量，其二，由於歷史心理、現實利益衝突和中國特色的國情因素，外部世界對中國運用自身的新力量的方針、準則和方向並無把握。這些擔憂與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競爭交織在一起，又經常為熱點事務引發的各國公眾情緒所推動。與1980年代前後的中日經濟互相提攜與外交互相忍讓不同，中日都需要考慮在新的力量對比下處理對方未來定位的問題。
從歷史上看，如此鄰近的兩個大國，雙方有複雜的歷史情緒糾結和紛繁的現實利益摩擦，又有重大的合作需求。在一個風雲急劇變化的時代裡，要建立穩定的關係基礎，無外乎兩種方式：其一，由雙方有遠見和魄力的政治家倡導與創建穩定的戰略對話、溝通和協調平台與框架，如上世紀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及雙方關係宣言體系；考慮到雙方在亞太的份量和影響，這一戰略對話和協調框架甚至可以包括利益攸關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成為跨地區的多邊對話和協作平台；其二，經過漫長而可控的對抗，一方終於壓倒另一方，從而以一方為主導建立起新的協調體系。很顯然，就中日目前的力量對比和在亞太的格局位置而言，後一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此，前一種前景的考察就成為衡量兩國關係，及這種關係中日本作為的一個坐標。
從兩國安全政策互動的視角看，日本走向正常化的過程也可以說是兩國關係從密切合作走向戰略猜忌與全面競爭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公眾應該看到，日本已經充分意識到中國力量的崛起，但中國方面則對這種力量發展和比例的變化並無充分自覺。
長期以來，中國滿足於對日本右傾化和軍國主義復活之類的膚淺指責，從簡單的歷史悲情來看待現實的中日關係，這種簡單化和片面化的嚴重後果是，中國方面沒有為自身力量的發展準備好必須的國際軟實力基礎。中國對和平意圖的歷史論述不能為外界所信用，而外界對中國力量性質與方向的擔憂則為中國內部武斷的蔑視所忽略。更嚴重的是，隨著中國力量的成長和糾紛議題的增多，外部的反應都被簡單地視為遏制中國的冷戰意圖，而甚囂塵上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文革式對外政策理念反而普及起來，這些都給外加惡意和善意的猜疑添加了無窮的燃料。日本也因此把對華安全方面的猜忌和擔憂在國際上與內部合理化。
近來，中方已經在中日關係極為冷淡的背景下提出「亞洲人的亞洲」這一中國的門羅主義政策理念，而日方安倍政權則以與中國爭奪亞洲領導權回應。這標誌著中日關係正朝全面戰略競爭和對抗的方向急速發展。缺乏安全博弈和對話框架，猜忌和敵意在互動中增升，歷史遺留的主權爭議問題日益失去管控，並朝危機化方面發展，而且這種雙邊關係的負面發展已經開始蔓延到兩國經貿關係的領域，這形成了中日關係現實的困局。
應該看到，無論是這一困局的形成，還是未來的解脫，中國都負有較大的責任。這一責任不僅是中國為自身利益必須採取的戰略主動，實際上，也是考驗中國新型大國之路的一個致命關口，中國必須通過解決與日本這樣重要亞太大國的戰略和安全穩定問題，藉以向外部顯示中國力量及影響的總體和平與健康性質。換言之，中國必須找到與正常國家日本打交道及共處雙贏之道。不通過這一關，中國的大國之路很可能不會比戰前的德國更順暢。
由於中日關係對於中國的現實戰略利益和未來國家發展至關重要，而現實中日本走向在亞太發揮更大作用，甚至獨立作用的趨勢已不可阻擋，因此，如何解套中日關係困局，中國方面需要發揮新的高度全局化戰略思維。
二戰結束已經70年，二戰結果和雅爾塔體系早已脫離戰後現實與冷戰後的地區局勢發展，既無現實的機制基礎，也沒有現實的指導意義。正如不能以1895年和1937年的歷史悲情看待現實的中日矛盾和競爭，中國探索主導未來中日關係和亞太格局之路，不應以過時和不現實的歷史框架為依據。雅爾塔時代的中國在亞太整體力量格局上無足輕重，而今日中國卻必須探索自身力量與利益的國際合理化和合法化問題。
顯示中國力量和平與健康性質的最佳方法和不可避免的功課是，中國必須通過地區安全對話和協調的機制倡導者角色出現，而為支持這種努力，中國必須顯示出在重大地區和國際議題中擺脫過去弱國心態的自艾自憐，學習運用國際主流社會的基本外交方式，及對國際法體系的支持。這既需要觀念和外交實踐方面的新起點，更需要真實的內部社會變革的支持。
作為利益和影響充分國際主義化的大國，中國已不可能將自身利益和意圖界定在傳統的簡單化政治說明之內，中國的影響、利益和善意必須表現為具體和連貫的政策、制度創建投資，以及作為倡導者和協助解決問題的調停者的真誠之中。這對於正常化的日本及其對華猜忌實為釜底抽薪的回應。
作為全球經濟大國和亞太地緣政治大國，中日關係絕非簡單的雙邊關係。中日關係與中美這一「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領導人共同的提法）表裡相關。日本20年來加速的國家正常化步伐主要的外部動力是美國對華戰略考量的變化，及美國在亞太安全部署的調整。在美國實現戰略再平衡的全局計畫中，日本方得到既可增進美日軍事聯盟關係，又能對華採取更強硬軍事戰略姿態的機會，防衛省的成立，戰略重心向西南諸島和海洋的轉換，乃至本次集體自衛權的所謂解禁，都是這一美日軍事同盟關係轉型深化的結果。
沒有穩定的中美戰略對話和協調關係，中日關係也不可能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因此，中國處理中日關係困局必須從中美關係和亞太總體的戰略格局出發，以全局謀一隅。如果中美關係按照國內某些極端民族主義媒體所希望的那樣走向對抗，則中日關係也必將走向冷戰式的結局。這是沒有疑問的，也是根本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
自1950年代起，中日關係發展的一個強勁基礎是兩國經貿關係的保持和發展。中日互為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國，即使在中日有一定競爭性的經貿領域，兩國經貿利益的合作前景也依然強大和深厚。而經貿利益的發展不僅符合兩國根本利益，而且從長期看，經貿利益的深度交織和嵌入，以及通過這種經貿與產業合作而促進的人員交往，則會真正為兩國關係奠定不可動搖的基石。相比糾纏學術性的兩國歷史感情存量，這種經貿利益的增量才會為困局的消除提供現實與永久的機會。把尊重歷史，以史為鑑理解為拒絕合作和交往，那是一種既無邏輯，又無善意的行為。21世紀的中國不能再為負薪救火之舉。
應該看到，今天的日本，即使實現所謂正常化也不是歷史上軍國主義帝國日本的復活，日本當代的內外環境也不可能支持帝國復活這一災難性想像。兩國關係現實的困難是巨大的，但也必須看到，今日中日雙方的內外情勢以及力量對比，已絕非1894或1937可以比擬，兩國走出困局陰影的機會和正面資產也是巨大的。無論在過去日本地區政治和安全事務上較低姿態的時期，還是未來面對一個正常化的日本，甚至在諸多領域展開合理競爭的條件下，中國要保持健康和強勁的大國之路，也應該具有良好地處理與日本關係的能力，並在其中把握、發展和確保自身利益。
中國不必因日本是正常國家感到恐慌，在1937年尚且堅毅沉著的民族，為何要在2014年失去自信？現在，是告別極端民族主義的恐日症和恐美症的時候了，中國應該向世界展示自身作為正常國家的自信、力量、善意與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