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美洲、歐洲或亞洲任何大國來講，若是要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與一九四五年以後打造社會毫不相干，一定會被訕笑。從美國以世界警察自居、到英國企圖在帝國傾頹之後於歐洲保有角色地位、到日本希望以活在原子彈陰影下的愛好和平國家，戰爭的遺緒在今天十分清晰。矛盾的是，中國這個最先遭受軸心國家侵害的國家，在一九四五年以來的數十年，仍然隱晦。當代中國被認為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繼承者，或甚至是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備受羞辱的繼承者，但是很少被認為是抗日戰爭的產物。今天，攸關中國命運的一些戰役的名字，如台兒莊、長沙、一號作戰，卻沒有像硫磺島、敦克爾克（Dunkirk）、突出部、西班牙、諾曼第那樣可以引起巨大的文化迴響。為什麼中國的戰時歷史從我們的記憶淡化？又為何今天應該記起它們？
簡單地講，那段歷史消失在早期冷戰創造的黑洞裡，直到最近才又出現。中國抗日戰爭史被包在有毒的政治當中，西方以及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要負責。每一方都把他們對戰爭的詮釋拿來和冷戰中已經確知的事實結合。
戰時中國究竟發生什麼事這個問題，在美國和「誰丟掉中國」這個火爆政治問題扯在一起，在當時頗有毒害的政治氣氛下，變成幾乎不可能對中國這幾個主角人物的功過有公允的評價。另一方面，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新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官方版本的歷史很快就把戰勝日本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國民黨的角色被貶抑：它說戰時的國民政府只顧打共產黨、無心抗日，而且腐敗、失能、欺壓中國老百姓。
一九四九年以後國民黨跑到台灣，台灣的學者的確駁斥這個觀點，但是他們的觀點遭到質疑，因為它們是在力圖恢復被汙衊聲譽的蔣介石獨裁統治之下所提出來的。甚且，連學者也接觸不到大陸戰時的檔案資料。因此之故，要瞭解這個時期所需要的細節從來沒有出現。中國的戰爭竟然沒被看做是悲劇，反而被當成鬧劇，英雄與惡人黑白分明。各方都認為抗戰是一段尷尬時期，與毛澤東新中國的光榮不相干，而尋求打造和平的戰後世界的西方，對此也沒有興趣。很少人想要回想起這個黯淡時期，因為它只是災厄頻頻的中國現代史中又一個低潮。
情勢在一九八〇年代起了激烈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翻轉了它對抗戰史絕大多數關鍵部分的論述。共產黨決定重啟抗戰時期的記憶，當年國、共摒棄黨派立場、共同對抗外國侵略者。新的抗戰史蹟紀念館紛紛出現，紀念日本的戰爭暴行，包括南京大屠殺；電影及其他紀念館也不再諱言國民黨軍隊的貢獻，不再獨尊中共領導抗戰的立場；利用塵封數十年的檔案文件，大量的新學術研究，紛紛問世。
本書受惠於中國了不起的開放過程。對於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角色之新認識，不是西方史學界加諸中國身上的議題之成績，而是源自於中國本身內部的重大變化。現在正是全面、完整重新解讀中國長期抗日戰爭，以及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重大角色的合宜時間。冷戰現在已經結束，問題重點不再是「誰丟掉中國？」，影射共產黨的滲透和麥卡錫主義的作祟；取而代之的是「為什麼戰爭改變了中國？」，藉由此一更開放、更有意義的問題，避開責備、專注起因，把辯論重心從美國角色移開、更重視中國本身。
重新解讀中國抗日戰爭史的能力，將使我們脫離鬧劇。抗戰應該被看做是中國現代化這個漫長的過程所受到的阻擾。到了一九三〇年代，經歷將近一個世紀的外國侵略、國內戰亂和經濟動盪，國、共兩黨都想要建立一個政治獨立的國家，政府機器掌握整個社會，人民則穩定、健康，有經濟生產力。國民黨在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之前的十年，率先試圖達成這些目標。但是日本的侵略使一切變得幾乎不可能：從收稅到提供「糧食安全」、到處理大規模難民流動的能力，問題大到不是任何政府所能成功處理。抗戰或許預示著權力移轉到共產黨手中，但是這個過程並非不可避免。在抗戰初期，也就是珍珠港事變之前，還有另一種選擇：日本有可能戰勝，而中國成為日本大帝國的一部分。解讀中國抗戰經驗的新歷史，必須考量到國民黨、共產黨和與日本合作這三股勢力爭奪現代中國的鬥爭。
這段歷史也必須將中國恢復為四大戰時盟國之一的地位，與美、英、蘇並列。中國的故事不僅是被遺忘的盟友的故事，也是政體及生活方式變化最大的盟國。即使俄國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遭到德國入侵，人命犧牲慘重，它也沒有中國變化那麼大：蘇聯被逼到絕境、奮力反擊，沒被打垮，存活下來。相反地，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基本上已因為對日抗戰而被摧毀了。西方對中國作戰不力的指控，尤其是對國民黨角色的批評，是站在這個政權太腐敗、太不孚民心、得不到支持的指控基礎上。美國在抗戰時期流行一個笑話，譏諷中國領袖的名字其實是「兌領我的支票」（Cash My- Check）。
事實真相其實十分複雜：「歐洲第一」的戰略意味以最低代價維繫中國留在戰局，蔣介石一再被迫以盟國地緣戰略利益為目標，部署他的部隊、傷害中國本身。一九四五年勉強躓步走到和平的國民政府不是盲目反共、拒絕抗日的產物（從國民黨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孤軍力抗日本四年半，即可證明這是很奇怪的指控），或是軍事思想愚蠢、原始。國民政府是被外來攻擊、國內動亂和不可靠的盟國壓垮的。
中國的對日抗戰也值得重新檢討，因為戰時情況影響社會，至今還未稍止。不斷的空襲使得人民工作、生活非得都在同一地點不可，因為移動實在太危險。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大陸實行的「工作單位」制即是類似的制度，它直到一九九〇年代才解除。戰時艱巨歲月，政府拚命要在紊亂中維持某種秩序，中國的社會變得更加軍事化、區隔化和官僚化。這些趨勢，加上近乎病態的害怕「失序」，繼續影響中國官方的心態。國家機器在戰時對社會有極大的要求，卻也製造出反效果：社會開始也對國家有更多的要求。戰時對難民提出許多福利賑濟的實驗，也改善公共衛生和醫療系統。其他參戰的國家，尤其是英國，發現他們必須承諾實施福利國家，來補償人民在戰時的忍受苦難。可是，國民黨製造的需求，卻只有共產黨能夠滿足它們。
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已在世界舞台占有一席地位，並想要說服世界它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提醒大家，在過去、而且是不久以前，中國與其他進步國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並肩對抗法西斯主義。如果我們希望了解中國在今天全球社會的角色，我們就必須提醒自己，這個國家在一九三〇年代和一九四〇年代所進行的悲劇的、巨大的鬥爭，不僅是為它本身的國族尊嚴和生存而戰，也是為了全體盟國、不分西方及東方的勝利，迎戰歷史上最黑暗的勢力。
今年適逢「七七事變七十七週年」，天下文化出版兩本重點書：《被遺忘的盟友》，以及《我們生命中的七七：從盧溝橋到中日八年抗戰》。本文為《被遺忘的盟友》序章〈烽火山城〉書摘。
《被遺忘的盟友》作者為英籍印裔歷史學者芮納．密特（Rana Mitter），他以西方學者的眼光，忠實的還原八年抗戰下苦難的中國人民與社會，書中除了收錄許多第一手機密史料，作者也強調，當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國這個第二大經濟體時，我們怎麼更需瞭解影響中國至深的歷史，以及亞洲各國的政治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