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捷運殺人悲劇，震撼了所有人。
我在香港家中不安地打開電視，看到東森的「關鍵時刻」，主持人劉寶傑與所有來賓彷彿被附身般，用高八度音調講話，不斷地說這事情多可怕，歹徒多壞，彷彿我們還不夠畏懼不夠緊張。
其中一個來賓說自己是駐北京記者，用誇獎般的語氣說北京地鐵有多麼嚴格的安檢，地鐵站有多少公安，彷彿希望台灣也成為那樣處處戒備森嚴的警察國家。
然後，主持人寶傑說，一定要處以「極刑」。這的確也是許多人的態度：此人罪大惡極，一定要處以死刑。
所以更多死刑，更多警察，更多安檢儀器，台灣就會更安全了。
這就是我們對於重大悲劇的反應嗎？
我當然也對無辜逝去的生命感到悲傷，也擔憂那些目睹慘劇的受傷者和其他乘客未來心理會蒙上的憂鬱（這是昨晚廢死聯盟的朋友非常關心的問題），也自己對未來可能的人身安全感到擔憂與恐懼。但是我知道，我們不能用國家暴力來解決我們的恐懼。
我想起看過一部吉田修一同名小說改編的日本電影「惡人」，劇情講一個寂寞疏離的日本青年（偶像明星妻夫木聰飾演）愛慕一個女孩，又被那個女孩侮辱，盛怒下殺了她。
如果沒有前面他生命故事的鋪陳，只讀到殺人慘案第二天的媒體報導，我們當然會以為此人是極凶殘之人；但看了這個片的人，卻多少會對殺人者有些同情。當然，同情不代表他沒有「惡」，也不代表他不應該被懲罰，但就如著名作家艾倫狄波頓在今年一本新書中「新聞的騷動」中所說：「我們對於一個殺害了自己的配偶或子女的人能否產生同情心，有一大部分乃是取決於這個人的故事獲得怎麼樣的講述：我們對這個人得知了哪些資訊，我們對他的動機有怎麼樣的瞭解，以及這個人的內心世界以多麼深刻的洞見與複雜度呈現在我們眼前。」
我幾乎也相信這個少年會有一個特別的、動人的生命故事，但這樣說，並不是說他的故事多麼值得同情，所以應該被原諒──同樣的，述說那些無辜受害者的生命故事，肯定會更讓我們難過和憤慨。我們不是要原諒犯罪者，而是要去問：我們該如何理解和認識一個人的惡？我們是否不用對人性與社會環境有任何思考與理解，而相信可以靠死刑來回答這些複雜的問題，並且相信這樣可以防止下一次不幸的發生？
我們真的以為死刑是有效的嚇阻，保障我們安全的措施嗎──別忘了上個月法務部才將五人執行死刑，而今天仍然發生這種慘劇。
我還喜歡狄波頓在書中的另外一段對媒體的期許，我相信這也是對我們這個社會期許：我們「要把駭人聽聞的恐怖故事（毫無意義地描述令人不忍卒睹的事件），轉變為亞里斯多德所謂的「悲劇」（從令人憎惡的事件當中形塑出一則具有教育意義的故事）。」
媒體不應該只是製造恐懼、仇恨與歧視（如果該嫌犯被證實是精神病患），而是應該增進我們的彼此理解。畢竟，每一次的悲劇與災難，都是這個社會的傷口，也都是試煉著我們如何認識這個社會，如何建立我們的社會信任，並且考驗著我們的文明尺度。
＊作者為台灣評論人，現任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兼《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