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乘的士穿過熙熙攘攘的重慶南路，司機突然傷感地告訴我，這條街曾經書店密佈，如今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沿著重慶南路尋訪，雖然仍能感受到昔日書市繁盛的情景，但已掩飾不住日暮西山的氣氛。歷來在讀書人中享有盛名的臺灣商務書局裡冷冷清清，據聞不久要重新裝修，不知未來是否會因裝修而改變命運？三民書局仍然是這條街道規模最大的書店，但其景象，也隱隱透出實體書店的頹勢。最近看到報導，這條路上全盛期的百余家書肆如今只剩下二十家，實體書店的消失，儼然成為這個時代的魔咒。
在重慶南路及其附近的區域，除去一般書店，還隱匿著不少佛教書坊，或銷售、或免費流通各種佛教書籍。這些書肆大多隱藏在沿街商鋪的二樓甚至住宅樓的高層公寓裡，非知情者難知其蹤影。
為何有眾多的佛教書店隱身此處？這不得不從當年天地玄黃的歷史大變局說起。國共內戰，大量江浙僧侶遂隨國府遷徙來台，但在當時，因日據時代的影響，佛教中心並不在臺北，而在日殖文化更為濃郁的台南。代表漢傳佛教的江浙僧人為求自活，並欲改變臺灣佛教的格局，陸續在臺北購地安居，其中尤以善導寺為代表。國大代表李子寬居士與孫立人之妻孫張清揚籌款購下道場，並禮請漢僧主持，善導寺遂成臺灣佛教重鎮，白聖長老、印順長老等大德都曾駐錫於此。
也正如此，圍繞著善導寺，也陸續出現一些道場精舍，例如一直弘揚華嚴宗的華嚴蓮社，當年就是在附近的濟南路購下土地慢慢發展為今天的格局。但因此地為市區中心，並無太多多餘土地供寺廟道場擴張，又加上這一帶原本在日據時期就有不少書店，故許多道場或一般的居士組織為流通經典的便利，則多在此地設立印經流通處。如大名鼎鼎的佛陀教育基金會、白馬精舍、大乘精舍等等。
在一棟極為平常的住宅樓裡，我們搭乘電梯找到大乘精舍，從外觀來看，與普通住家並無太大差別，裡面則根據需求重新作了改建。我與友人在經書架前駐足流覽。平心而論，經過幾十年的出版流通，臺灣的佛典出版已經過了高峰期，大部分印經社也只是勉強維持運轉。但對於我等陸客而言，卻仍能有不少的驚喜。
臺灣佛典的出版流通一般可分為現代的重新排印校點本和民國以前的影印刻本兩種，前者流通數量大，後者則因是傳統刻本形式，故收集者較少，但此類刻本在大藏經尚未數位化的時代，可謂是流通的唯一形式。
回溯臺灣佛教的出版流通史，當年以影印流通《日本大正藏》為開端，臺灣佛教界興起了一波翻印流通典籍的熱潮，除開一般常見的佛經，還有當年僧人居士南遷攜來的各種經論刻本。這些刻本要麼因此岸劫火而被付之一炬，要麼則因未得善加保管流通而難尋覓。正因為這樣的歷史因緣，這些印經處所承載的使命則具有了不一樣的意義。
同行友人從書架取出一本書告我，此書有趣，坊間難覓。細細一看，這是民國時期日本淨土真宗僧人小栗棲香頂在北京所作的演講，彙集為《白話真宗十講》一書，此書雖于義理上並無可觀處，但裡面所記錄的許多歷史細節頗為珍貴。如同清末民初許多曾來中國訪問的日本學者文人面對清末衰敗景象的失望心情一樣，小栗棲香頂也對中國佛教的腐敗極為痛心，「觀支那之佛教委微不振，不啻不力，學亦不能布教，但法滅之時至矣」。民國時期，日本佛教曾在中國有大規模的弘法活動，從此書記錄來看，當時日本佛教界前來弘法的動機，有相當部分是出於佛教的危機感，故小栗甚至還有「支那日本印度三國同盟」之提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