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章潤觀點:盛世危言─中國在臨界點上

2017-02-02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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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相超批評毛澤東,遭到「正義群眾」抗議。(取自微博)
中國極左勢力抬頭,山東建築大學教授鄧相超批評毛澤東,竟遭到「正義群眾」抗議。(取自微博)

有鑑於此,警惕中國滑向此種戰備體制,防止整個國策為此戰備體制所裹挾,進而,突破維穩體制,重啟全面改革開放,在一、兩代人的時段內,逐步和平過渡,完成中國這一波超過一個半世紀的大轉型,既是歷史邏輯,也是政治邏輯,從而,是當下此際,吾華夏民族億萬生靈的生存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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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和諧理念」逐步被「鬥爭哲學」所取代。「全面內戰」的先兆,便是宣導了十幾年的和諧理念不再,而為鬥爭哲學所取代。鬥爭哲學崇尚鬥、鬥、鬥,在不過一代人之前剛剛擺脫「文革」之禍的我們看來,其之非為正道,令人不寒而慄。前幾年大家反感以「和諧」和稀泥,瞧不上甘做維持會長,有時候亦且多所調侃。但是,與鬥爭哲學相比,至少,在國家政治意義上,和諧理念雖說意在回避矛盾,可既以營建全體國民和樂融融的政治意象為旨歸,則其內涵了指向全體公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可能性。故而,雖然其派生的維穩體制叫人煩心,但和諧理念本身還算讓人放心。扭轉此種平庸不作為局面,而銳意進取,的的確確,是刻下政制自我修復而建設常態政治之途徑,也是主動順應近代中國歷史主流政治意志的強毅力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頒行後,大家深受鼓舞,一致叫好,原因在此。

但是,其軌轍,其進路,不是重啟鬥爭哲學,毋寧,正不外執政黨十八屆四中、五中全會所接續倡說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建設法治國家也。——再說一句,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而非突轉為鬥爭哲學,方為進取之正途。

朋友,我們不是鄉願,不是不明白,對於政制腐朽和官場腐敗,對於外敵覬覦,需要起而應對,必須有所作為,也理解一開始啟用霹靂手段的必要性。但是,此與鬥爭哲學是兩碼事,更非等於鬥爭哲學所刻意釋放的恐怖意味。毋寧,必需導向民主法治軌道,以民主法治建設解決政制腐敗,慢慢地,形成中國的優良政體,進而,以一國良制完成大中華全境之民族國家建構。當下中國,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舍卻民主政治建設,既無法說明權力來源,從而沒法落實政治統治的正當性,也無法提供政治正義與憲法正義,從而,難以確立真正的法治,連真實的法制也難。此為現狀與現實,無法掩飾,而直言陳述,還是盼望避免全面內戰狀態蔓延,趕緊結束愈益嚴重、官民皆有的不安與恐慌狀態,則吾人百姓安居樂業也。

實際上,就大中華的政治文化整合而言,這幾年台港情形惡化,在已然回歸之際與營造可能統一之時,苦心經營之下,不僅沒有強化其向心力,反而導致其離心力愈重,正說明基於敵我劃分與鬥爭哲學的路向之失。迄而至今,居然出現了必須同時反對港獨、台獨的問題,實在匪夷所思。同時,無論是調適與東瀛和南海諸國的關係,還是兩年來的中美互動,大凡關涉國家間政治,而與周邊國家關係吃緊,需要仰仗以實力為後盾的政治智慧,也不是一個鬥字所能解決的。如果說此於國家間政治得解,那麼,當此鬥爭哲學徑直引入共和國之國家政治層面,就更且不妥,已非政治退化所能解釋,毋寧,實為極權政治思維的復辟,而恰恰導致文革式思維回歸,造成此刻這般令人窒息而惶怵的全面內戰式政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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