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晨，許多北京人正沉浸在平安夜、耶誕節與新年的節日氣氛裡，北京民航總醫院一位九十五歲患者的家屬孫文斌用三天前就買好的刺刀，刺向正在與他交談的急診科副主任醫師楊文。
孫文斌直接抓住楊醫生的頭部，將她殘忍地殺害。這一起襲醫事件，再度掀起醫病關係這個陳年話題。
中國人均衛生支出遠不及中等國家
由於醫病關係是一個涉及到多學科的綜合問題，任何一篇試圖從單一學科視角來解釋醫病關係的評論，在其他學科背景的讀者看來難免感到隔靴搔癢。
具體地說，醫療資源的人均絕對值與均衡分配問題、醫生職業道德、激勵制度約束問題、社會的人文教育、病人及家屬的生死觀、文化哲學背景，媒體中的醫生群體公眾形象、媒體設置框架、預設立場與自由偏見問題等，在涉及生死的問題上，答案從來不是單一的。中國解決醫病關係的挑戰性也在於此。
雖然中國在做愛國主義宣傳與向海外展示經濟成就時不遺餘力，但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中國在許多領域的人均投入遠不及一些中等國家。一八年，中國的衛生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重約為六．六％，對比美國的一七．八％仍有較大差距；若比較人均衛生支出絕對值，不僅無法與已開發國家相提並論，甚至不及巴西、墨西哥等國。
不僅在投入量方面落後，中國在管理投入成本時，由於政治、財政與複雜的利益關係，也很難做到科學管控。以禁菸為例，儘管《菸草控制框架公約》（ＦＣＴＣ）已在中國生效多年，中國多座城市也已全面推行公共場所禁菸制度，但處罰力度微乎其微，許多明令禁菸的場所，如火車站月台禁止吸菸的區域、校園甚至醫院建築內，都有許多人公然無視禁令，並且得不到任何處罰。
究其根本，中國的菸草行業是納稅大戶，考慮到財政收入，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對禁菸令的執行也是敷衍了事，吸菸人數與吸菸有關的肺癌總人數也是全球第一。
但隨著中國近年來加大醫保力度，特別是治療肺癌的標靶藥、免疫藥品等相繼以低價進入醫保，中國在單純肺癌病人群體的醫療投入也很可觀。不清楚菸草行業的稅收能否與肺癌醫療投入收支相抵，即便收支出現盈餘，千千萬萬國民的健康與生命也是無價的。
在這一點上，日本已經走在中國前列，為了減少治療肺癌的支出，日本增加了對戒菸行動的投入力度。雖然也有財政壓力的考量，但結果是使日本國民受益，這對於自許「為人民服務」的中共政權來說，是一個值得學習的模範。
中國「宣傳」到位，醫生無所不能
肺癌與禁菸只是中國醫療問題複雜性的一個縮景。對許多國家來說，醫療服務體系都存在著一個「不可能三角」：高效率、高品質、低成本這三者不可能同時存在。美國是高效率、高品質，但成本昂貴；加拿大選擇了高品質、低成本，結果就是低效率──加拿大媒體一九年報導一位年輕的女士因為三年沒能預約到家庭醫生，癌症被拖成了晚期。
由於中國的醫療資源分布極為不均，高品質醫院與醫生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出現大中城市高品質（相比已開發國家）、低成本，但是低效率的現象，某中國知名醫院放療需要等半個月，住院床位更是一床難求；而小城市與農村地區則是高效率、低品質、低成本。
討論中國醫改時，中國一些專家也會不時將中國醫改與美國醫改做對比，然後告訴民眾要有「制度自信」。誠然，醫改這種涉及技術、道德、法律、政治等眾多可行性挑戰與眾多利益相關方的綜合性難題，對任何一個國家都並非易事，但在更完善的醫改政策出台之前，全社會仍然可以在人文關懷、有效溝通等方面做得更好。
一位朋友在微信上說，中國的宣傳總是把「醫生」與「救死扶傷」、「白衣天使」等溢美之詞掛鉤，這容易給病人一種誇大了的預期──病人會認為醫生無所不能，如果「不能」就是醫生刻意為之。
中國醫病比率嚴重不足
現實是，中國的醫學院生源水準與美國相比就相差甚遠，從數量來看，根據一八年美國癌症學會發布的數字，一八年中國僅癌症病人就新增三八○萬人，而這一年中國新增的執業醫師（多科）總計不足二十萬人。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醫生人均接診數量遠超美國醫生，中國醫生的壓力也可想而知。 （相關報導： 不是SARS、未發現人傳人、無死亡病例：武漢不明肺炎迄今共59例 ｜ 更多文章 ）
同理，在上述條件下，不是每一位醫生都能達到頂尖的治療水準。病人應該對能夠從醫院得到的治療有理性預期。對醫生來說，日復一日的工作可以是冰冷麻木的原因，但不應該是讓病人心寒的藉口。＊作者為哈佛大學碩士，曾在馬來西亞從事東南亞政治諮詢、在香港擔任政治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