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形成的文化是，將量化的著作績效當作學術目的，而置學術本質目的於不顧。
著作（works）與學術（academics）的差別
著作（works）與學術（academics）的差別在於，任何「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者，都是「著作人」（著作權法第三條），而且「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著作權法第十條）所以，你、我、任何人都是業餘著作人；其中，也可能是揣摩讀者偏好，配合市場趨向，而從事創作的專業著作人，包含記者、編劇、詞曲創作人、小說或網路部落格創作者等。
學術則不僅是從事研究與著作，而且是被國家權力所支持，學者得以不須從事實質生產，不須擔心銷售量與點閱率，而專心創作。例如，被漢朝供養的司馬遷，得以行萬里路，念萬卷書，專注於將《史記》精益求精，獲致「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再流傳百世。
基礎科學的研究vs應用科學的研究發展
順便一提，研究發展（Research & Development）是應用科學，是學術的末端應用。廠商將研發的結果申請專利，目的在獲利，只有在確保獲得專利的時候，才會將部分的結果發表在學術期刊，例如，美國電機電子學會（IEEE）出版上百個刊登應用科學論文的期刊。國力發展的關鍵是基礎理論，包含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需要靠政府支持才得以發展，所謂「基礎科學真正『有用』可能要到一百年以後。」
雖然，美國AT&T旗下貝爾實驗室的工程師曾經因為半導體的研究，而獲得1956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這是一個極端特例；在另一方面，卻也證明AT&T公司富可敵國的事實，而在後來招致美國司法部一連串的反托拉斯調查，AT&T只好將公司拆解。當年，如果美國政府不涉入AT&T的涉及托拉斯事件，應該不會有今天的英特爾、高通… 等公司，甚至讓人懷疑是否有蘋果或矽谷的存在？
雖然我是一個資本主義的信徒，但我對於國家權力是異常敬畏，更崇拜制度經濟學派（Institutionalism）的理論。暫時離開此議題，持續談國家權力與學術發展。
學術研究是國家權力的委託與信任
在帝王制度被民主共和政治取代的今天，學術活動仍被憲法明文支持，學術自由更被憲法列為基本權利。如果學者（尤其是被國家賦予教授或研究員等頭銜者）從事學術舞弊行為，就是對憲法與人民的背信；如果是進一步涉及國家經費支應的舞弊，就有幾分近似於公務員貪污的舞弊意味。
接下來，我要談論以下議題：
第一、分配學術資源的目的是為了將國家資源用在刀口上，分配是手段，社會提升與國家發展才是目的，最高層次的目的是前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1896-1950）引用斯賓諾莎（Spinoza，1632-1677）所謂的從事「獻於宇宙的精神」。
第二、部分學者已經置學術本質與良知於不顧，將獲取學術資源與利用社會信任（尤其因學者聲望而擔任高官、企業董事）當作學術活動（操弄）的目的。
第三、我利用實例說明，學術敗壞的主因是集體的、系統性的包庇文化，讓舞弊行為的風險降低，舞弊行為的預期報酬卻誘人，而提升學術工作者的舞弊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