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情勢正急遽惡化，國際可以做什麼？對香港人權的關切，看來雖然微小且無立即作用，但終將一點一滴推動國際體系平衡中國的濫權。國際人權調查必有爭議，但至少是建立事實的第一步。
香港的情勢正急遽惡化。我們可以做什麼？國際可以做什麼？在進一步討論之前，先說說當前兩種彼此對立的敘事。
香港問題一向是國際問題
對於瞭解歷史淵源的人，當前香港危機的根源，來自中國對於一國兩制的背棄與蠶食、對香港民主化與普選的阻擋，以及香港人民被剝奪了對自我政體形成與治理的發言權。由香港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前的國際安排，以及之後英美各國與國際人權機構持續關注香港，可以知道香港問題一向是國際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政治學者喊出「國際問題，國際解決」。
與此對立的敘事是，把當前危機歸因於年輕人買不起房子等經濟因素，或訴諸恐怖主義者意圖破壞安定、推翻體制。這種由中國觀點出發的敘事，包括：香港主權移交是過去式、一國兩制不是對國際的承諾、現時任何國際關切都是外部勢力干預，這些論述意在推動中國清洗香港完成一國一制。
香港問題的確是國際問題，但要期待國際採取行動往往緣木求魚或緩不濟急。然而，在歷史洪流中，強權與帝國來來去去，國際體系終究會取得權力平衡。普世公民社會對於香港人權的關切，雖然看來微小且起不了立即作用，但終將一點一滴推動國際體系平衡中國的濫權。對此，我們不要過度浪漫化國際行動，也不需過度悲觀。
香港警察由執法機器一步步淪為殺人凌虐的工具。五大訴求很早就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方責任。這些訴求對於法治社會再基本不過，因為沒有究責，就沒有法治；而沒有事實，就無法交予法律處理。建立具有調查事證、傳訊證人權力的委員會，以類似法庭，具公信力的程序建立事實，方能釐清責任歸屬。
聯合國調查比國際法庭可行
港府不應允此訴求，僅願於既有的監警會中引進國外專家。近日報導指出，參與的國際專家直指監警會調查權力不足，獨立性也不夠，無法完成任務，應該回到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之議，狠狠打臉了林鄭。
在此期間，警察暴力升級，在未受挑釁下濫用催淚彈與胡椒噴霧，濫行逮捕民眾，包括女性與未成年人，對於拘禁處所凌虐與性侵的指控未做處理，對於自殺案件的遽增與海上浮屍的離奇案件未予調查，近日甚至以攻堅大學，以違反人道方式圍困抗爭者，於攻堅時無差別性攻擊。這些措施是得到北京認可的。十四日習近平在巴西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時表態「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沒有暴徒，只有暴政」vs.「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具體而微地展現了一個城市的兩種敘事。
不論從任何標準來看，香港警察暴力都嚴重侵害人權。問題是，當香港內部不論監警會或獨立調查委員會已走入死結，有什麼國際機制可以處理警察暴力問題？
有識之士的倡議包括向海牙的國際法庭或國際刑事法院起訴、設立亞洲人權法院審理，或設立公民參與的調查法庭。在現行法制下，這些倡議不易實現。反而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 Human Rights Council）的調查機制，例如針對以色列在加薩對巴勒斯坦和平示威群眾鎮壓的調查。
二○一八年，巴勒斯坦民間發起「返鄉大遊行」（Great March of Return）運動，以實現聯合國決議認定巴勒斯坦難民所擁有的返鄉權，並抗議以色列於其土地上的築牆封鎖。當時以色列軍警對遊行者施以重手，造成一八九人死亡，其中包括孩童、身障者、記者與醫護人員，大多數是受實彈射擊而死；並造成六千餘人受傷，很多是因以色列狙擊手的實彈射擊，其中一二二人必須截肢，包括二十位孩童。
以色列的強力鎮壓引起多國眾怒，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案成立調查委員會，於四十七個會員國中，經二十九國贊成獲得通過，美國、澳洲反對，另十四國棄權。委員會由三名專家組成，由於以色列的反對，無法進行在地調查，但進行了三百多次證人訪談，並分析各方提供的八千多份文件。委員會基於這些可信證據，認定以色列軍警對於並未直接參與抗爭、且未構成威脅的平民濫行殺害，應負國際人道法上的責任。
中國擋下調查新疆人權侵害提案
聯合國調查以色列可行，但類似調查中國在東突厥人權侵害的提案，被中國運用外交實力擋了下來，而且還運作包括穆斯林國家的六十餘國政府致函聯合國肯定中國的維穩作為。對於香港，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公開呼籲人權理事會調查警察暴力，遭中國強力要求不准她在會議中發言。
國際人權調查必有爭議，對當事國也沒有強制性，但至少是建立事實的第一步。普世公民社會，各國政府應持續於人權理事會提案，調查香港警察的人權侵害。
＊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707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