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經濟學(Poor Economics)乍然成為新世紀顯學：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三位「窮人經濟學家」；在臺灣，挑戰2020總統大位的在野黨韓國瑜喊出了「世上苦人多」逕向「含金湯匙一輩子」的現任總統直面挑戰，蔚為整個經濟社會「庶民經濟」韓流風潮，讓窮人經濟學也成為臺灣未來世代國家政略新顯學！
世界議題 更是當前臺灣治國急務
從過去、現在與未來角度看全世界，窮人經濟與苦人經濟的玄妙發展，映照於今天臺灣政經社會全面頹退的基線樣態，窮人經濟確是必須關注的大政方針議題；也正是絕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國家政府把濟貧、扶貧、脫貧做為邁入和諧共榮、繁榮富裕先進社會的首要經濟治國使命。對臺灣現狀而言，理當更須如此。
窮人經濟與苦人經濟問題之在廿一世紀知識經濟社會時代，仍然是全球性挑戰。今天全世界日均收入低於1美元的貧困人口，高達8.65億，即約至少12%世界人口迄今依舊生活在低於貧窮線以下；如何改善這些窮苦人們的基本維生條件，不啻全世界各國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對已超越開發中國家的臺灣，更是如此。
2019諾貝爾經濟學獎聚焦「窮人經濟學」
正因為這種全球性迫切需要，使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選擇了「窮人經濟學」。2019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將這一全球矚目獎項授予艾希吉•班諾基(Abhijit Banerjee)、艾絲特•杜敷羅(Esther Duflo)和麥克•柯雷默(Michael Kremer)三位美國籍經濟學家，以表彰三人為「緩解全球貧困」所作的突出貢獻；特別是他們走遍五大洲實證調查貧困人群最集中的18個國家和地區，深度剖析〔貧窮陷阱〕真相及貧窮的根源，「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提出了實驗性方案」，大大提高人們抗擊全球貧困能力，以及面對未來的有效抗擊貧困政策干預措施。以僅僅20年時間，三人用實驗為基礎的新方法改變了《發展經濟學》。
諾貝爾評獎委員會認為，這三人以科學證據為依據確保抗擊貧困的努力，透過實地研究確定所發展出新的實驗性研究方法，完全重塑了《發展經濟學》路向，對全球減貧工作產生了明顯影響，並具有改善世界最貧困人群生活的巨大潛力。
三位經濟學家所使用的方法，類似傳統上用於新藥臨床試驗的方法，除了能夠測試某種扶貧脫貧干預措施是否奏效外，也使用契約理論和行為經濟學方法論，理解人們決策背後的動機，從而研究干預措施應當如何奏效。
窮人之所以會貧窮
一般人總認為，窮人是因為懶惰、缺乏毅力、耽於享樂等原因才陷入貧窮困苦。但這三位經濟學家透過實證發現，窮人和一般庶民大眾並沒有太大差別，在欲望、弱點、理性程度、意志力方面，落差並不大。區別在於，貧困的境遇，導致窮人接受資訊管道受限，造成許多會反過來制約窮人發展的小錯誤，陷入惡性循環。
比如，沒有收入來源自然沒有退休計畫；沒錢給孩子注射疫苗，孩子陷入疾病；不識字於是無法看懂拗口的健康保險產品等。普通人所忽略的小消費、小障礙和小錯誤，在窮人的生活中，都可能成為致窮致苦的關鍵問題。
擁有細胞生物學博士學位的《時代週刊》白人專欄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在1998年，年屆60時，三次深入美國底層，假扮窮人，做起餐廳女服務生、女傭、公司清潔工和沃爾瑪銷售員；她得以實地發現：窮人之所以貧窮並不是因為懶惰、缺乏毅力，而是環境使其陷入一個難以擺脫的惡循環；一個窮人倘若無法湊出兩個月租金去租公寓，就祇能出高價按周付去租一個房間；倘若祇能租到一間房間，就沒法自己做飯，祇能吃便利商店食物，例如速食、熱狗，比起自己做飯要更貴，而且缺乏營養；倘若因此沒有錢辦健康保險，一旦生病，就得一切胥賴自費。
勉夠維生的「窮苦人環境」
除了這類生活上的陷阱，更大的陷阱在於窮人很難有時間精力得以提升自己，當連續高強度體力勞動消耗了大部分可能思考能力，加上連軸無盡的工作時間，徹底剝奪了自我的愛好；芭芭拉第一次打工，還能每天抽一小時閱讀，但到後來，每天祇能在吃晚餐時，守著電視機放空一會兒自己。
窮人因為維生需要而完全被生活所驅迫，在日常生活之外，在重複性、無提升性工作之外，根本已沒有精力、金錢、毅力安排額外提升自己的工作、學習計畫，以致很難提升自己，對窮人苦人而言，提升自己成為「不急迫，但長期非常重要」與「急迫，但長期不重要」之間的選擇；為短期情況所迫，勢必損失長期利益。
這三獲獎學者透過實證探究貧窮的根源，發現處在貧窮狀態中的人和普通人在慾望、弱點以及理性的層面上，實則並無差異；真正的區別在於，貧窮的境遇，導致窮人接受信息的管道受限，以致往往因為諸多小錯誤，就足以產生惡性循環，一般人所忽略的小消費、小障礙和小錯誤，在窮人的生活中卻成為關鍵大問題。
也就是說，貧窮不是因為懶惰，而是窮人苦人總是活在一個「貧窮」環境而己：這環境中使其喪失了令他們可能作出正確選擇的足夠信息。
然則，更糟糕的是，對窮人群體而言，由於信息管道受限，因而需要擁有更多的技能、更強意志力，以及承擔更多的義務，才能勉強維生過活。
韓國瑜莫忘世上苦人多的「臺灣窮苦人」
在臺灣，似乎窮人苦人也總是生活在一個樣樣都「貧窮」的環境之中，以致當韓國瑜喊出「莫忘世上苦人多」訴求，竟能在社會得到這麼多而廣泛的共鳴迴響，甚至成為今天足以席捲全國的「韓流」主軸之一的原因。
事實上，「韓流」飆風之蓬起，並非表示今天臺灣社會竟有這麼高的貧窮比例，這麼普遍深刻的貧窮現象；韓國於口中的「苦人」，固然表示相當程度的貧窮感，但並非是真正像全世界其他落後經濟社會的「維生條件不足」、「維生機會不足」，甚至於溫飽也不可得的「實質貧窮」狀態；在臺灣，多的祇是「相對剝奪窮苦感」。
今天在臺灣，所被普遍定義為窮人苦人的，可能祇不過月薪22K，付完房租、 餐費跟其他必要生活開支後，祇剩下幾千元，就應該被列為吃土、魯蛇一族了。
近日衛福部將臺灣地區縣市「貧窮線」調高為20K，即家戶每月生活費低於645美元，或人均每日可支出所得低於5.4美元者，即可稱之為「臺灣窮苦人」。
臺灣型「中等所得陷阱」的泥淖之苦
但這從全世界標準角度看，一般都從購買力平價(PPP)為標準來看，國際社會所計算出的「貧窮線」，應該是人均每日可支出所得低於1塊美金(房租除外)者而言，這才算得是全球格局中真正生活在世界平均貧窮線以下的貧窮情境狀況；以臺灣現行「貧窮線」標準高過國際平均數五倍多看，已算是「中等所得」社會，並不算差，韓國瑜所喊出的所謂「莫忘世上苦人多」，祇能稱之為臺灣特有處於「富裕社會的相對窮苦人」心理樣態罷了。
30年鬱積「窮苦感」被點燃爆發
最近三年讓臺灣人產生強烈而且普遍的「苦感」，在客觀因素上，是1980年代臺灣奇蹟騰升到了一個差不多人均所得兩萬美元的水準位置，就因為1990年代末李登輝繼蔣經國後掌政，翻轉「對外競爭力攻勢政略」為「鎖國自閉守勢政略」，隨後陳水扁更加激化經濟大鎖國；而2016年蔡英文坐天掌政，以優勢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治國，除繼續李扁大鎖國，對外激化「仇中反中去中敵中抗中政略」的「逆向髮夾彎」劇變，對內採取「轉型不正義」大清算激化世代矛盾與族群對抗，乃更加劇了經濟發展停滯、社會成長頹頓，真正讓臺灣陷入了國際經濟發展過程驗證的典型「中等所得陷阱（middle-income trap）」泥淖之中。
臺灣中下階層普遍化的「窮苦感」，正是出自於「中等所得陷阱」社會所必然存在的「薪資滯漲至少兩個世代(即20年以上)」「就業率成長遠低於經濟成長率」「就業機會萎退緊縮」「年輕新世代及中高齡勞動力被排除勞動市場之漸進累增」「營商環境條件劣化造成投資創業空洞化」「企業家精神與高級人才向外大遷移」等等典型特徵問題，且漸進累積而激越飆升；韓國瑜喊出「莫忘世上苦人多」之所以會快速匯聚成強烈「韓流」，祇因30年鬱積的「窮苦感」，被點燃爆發而已。
擺脫貧窮的輕薄短小政策成效差
至於現代經濟社會應該要如何乃能有效扶貧、脫貧、除貧？
三位獲獎人的窮人經濟學實證研究顯示，要透過公共政策行政手段「扶助貧窮」「擺脫貧窮」「消除貧窮」並不容易，倒是政府公共部門所能提供有些必要協助，一些必要信息到位服務、或一些輕薄短小政策，可產生意想不到積極除貧效果。
三位獲獎人的研究結果認為，「微型貸款」的成效並不顯著，主因是申請貸款的「祇有」社會人口的27%，從事「社會企業」小生意的「祇有」21%申請貸款；兩方面占比都偏低，算不得有所成功：微型信貸機制固可以增加窮人借到錢機率，但是困難的是，這一政策即便讓窮人可以借到錢作生意，卻無法找到足可以提高窮人家庭所得的證據；甚至於發現，微型信貸機制或許可以增加窮人的商業所得，卻也減少了窮人家庭的整體薪資所得，亦即時間花去創了業，反而沒時間賺薪水，以至於才會出現借到錢之後的窮人生活，並沒有因此產生太大不同（modestly positive but not transformative effect）；甚至這種微型信貸機制，對諸如小孩教育、健康、女性自主權等長期投資，更是了無改善作用。
習近平扶貧計畫的「城市溢價效應」策略可行
2015年10月17日習近平啟動扶貧計畫，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精準扶貧戰略，目標「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習近平扶貧的關鍵戰略是利用「城市溢價效應」機制解決農村貧困人口脫貧。
實施四年中國扶貧工作，取得了遠高於全世界平均水準的「打擊貧窮」成績，主要端賴普及智慧城市發展的「城市溢價效應」(spreading-out effects)發揮作用，證明這的確是足可解決「扶貧、脫貧、除貧」問題的最終方向，這個道理很明確：更好的辦法應該是讓孩子到城市裡來，城市因為規模效應，能夠更低成本的向孩子提供教育、看護，而父母也能在不降低收入的情況下，更好的教育孩子、維持更好的親子感情。
從更大層面看，對於中國來說，「貧困」本質上是個城鄉問題，城市所能提供的「扶貧、脫貧、除貧」機會與溢價，很大程度上足以幫助貧困農民。所謂城市溢價(urbanization spill-over)，簡單的說，一個人在村裡子搬磚，機會少，工錢低，但到城裡了，建築工地更多，工資也更高。
但城鄉之間的流動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阻礙了鄉村農民和他們的孩子獲得「城市溢價」。不過，幸好消息因緣於互聯網與一些創新商業營運模式的出現，克服了原來地理距離與商業層級障礙，使得城市溢價，能克服既定有存在的障礙，惠及更多的貧困人口，並獲致相當高度成功績效，值得臺灣借鏡。
解脫臺灣型窮苦的首要解方
臺灣型窮苦，凸顯在中高齡人口族群及青年新世代族群的「知識斷裂與低級化（trade-down）」落差越趨嚴重，教育機制及社會體制架構的「新僵硬化現象」，使得有願景有前瞻性的秀異人才漸進加速外流，企業家精神的空洞化與虛無化，讓得各階層社會都全面性淪落於「喪失就業機會而無法進入職場、融入社會」，也同時，讓已經在職者「喪失升遷晉級、加薪晉祿機會」，整個社會幾乎都已陷入「吃積蓄」「啃老本」的「消蝕自我」格局之中，要不然就是成為「寅吃卯糧」的「透支高負債」的準貧窮族。
這種異於國際真實貧窮人口擴大樣態情境的「臺灣型苦人多」，要能獲致解決，為今之計，恐怕祇剩「下架當權執政惡幫派」一途，好讓新一批抱持世界胸懷、擁有全球格局視野，能夠在最短時間之內，得以翻轉當前這種「知識教育貧窮」、「國際眼光短視理盲之貧窮」、「所得收益漂浮不確定性貧窮」、「政經社機會貧窮」、「各種類型貧窮開始演變成為世襲化窘境之另類深沉貧窮」之窘態。
在極短促的未來，臺灣倘若無法在2020這次大選中作一番結構性有利翻轉，徹底打破當前假民主真專制的「極端左傾意識形態治國」模式，則現狀窘困態勢的「中等所得陷阱」社會僵局，將唯一繼續惡化沉陷下去，則不必再等兩個世代（即不超過兩個十年時間），臺灣經濟社會的「前景斷崖」與「世紀落差」敗壞，勢將是神仙也再挽回不來。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