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們可以試著想像自己穿越時空回到2001年，擔任摩根史坦利的分析師。如果賈伯斯跟你說他即將發表的iPod會帶出一系列產品，銷售十五年將累積出貨超過三億五千萬台，請問你會把這個預期安上一個多高的折扣率？
如果你是個腦筋正常的聰明分析師，這個折扣率應該會高到爆表——事實上iPod這個產品線應該會在超級高的折扣率下變成百分之百負淨值的計畫，你應該要在分析師電話會議上高聲威脅賈伯斯不准開發iPod，否則就要發動股東授權書收購，把他換掉之類的。
這裡我們觸及了我的論點核心：在金融市場運作理性的狀況下，就算採取長期基本面分析，像庫克這樣的執行長一定會比像賈伯斯這樣的執行長得到更高的股價，更會被市場認為能把股東權益最大化，原因就在於市場對於風險的認知和有真正遠見的執行長（別稱：瘋子）是不同的。
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公司的薪酬結構將執行長和股價表現綁在一起（不管是透過選擇權、限制股或者年度紅利），執行長將會在盡量低風險的狀況下把自由現金流提高，因此在產品上我們會看到更多「進化」而不是「革命」，在管理上我們會看到更多能降低營運風險的總體組織調整，而非鼓勵變革，在資金運用上我們會看到執行長試圖在低利環境下舉債進行股票購回，因為「不借白不借」，在行銷上我們將看到執行長炒冷飯，因為這些冷飯內容已經證明有效。
有遠見的執行長呢？他們往往不屑華爾街的意見，如果有幸取得賈伯斯那樣的獨裁者地位，他們會不顧一切地推動自己的遠見（別名：執念），讓公司承受高度的風險，去追求可能的巨額成功（別名：自己的名聲）。
今天回頭看起來，我們很容易批評庫克不是有遠見的執行長，而且正在慢性摧毀一個偉大的品牌，但只要市場在資本主義運作下的一天，我們就很難避免由庫克型的專業執行長主導大企業
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永遠都會看到創業家從無到有開創全新局面，顛覆既有的巨人——賈伯斯和蓋茲各自是蘋果和微軟的創辦人，並非巧合⋯⋯
＊作者台灣大學電機畢業，在台灣、矽谷和巴黎從事IC設計超過十年，包含創業四年。在巴黎工作期間於HEC Paris取得MBA 學位，轉進風險投資領域，現為Hardware Club合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