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哈佛商業評論一篇題為〈為何有遠見的執行長總是找不到有遠見的接班者〉的分析文章在網路上爆紅，被個人讀者瘋狂轉載以及其他主流媒體大量引述。
這篇文章的作者Steve Blank是矽谷老將，多次創業，曾帶領數家風靡一時的半導體新創在九十年代IPO。他在達康泡沫破滅的前一年（1999）退休，之後專注於著作以及演講，現擔任史丹佛大學的講座教授。
Steve Blank抵達矽谷是1978年，當時微軟才成立三年，蘋果電腦也才兩歲，他近距離目睹了這兩家公司近四十年來的興起和重生，以及兩邊創辦人和接班人的沿革。因此此文雖然沒有定量分析，只有定性內容——活像篇週日午後寫下的散文——仍然得到向來嚴謹的哈佛商業評論刊登。
不過這篇文章受到瘋狂轉載的原因之一，只怕還是跟刊登時機有關：文章發表時間是10月22日，大家才剛經歷過九月頗受爭議的iPhone 7發表，而10月27日緊接著〈Hello Again〉蘋果新版筆電發表大會更是惡評不斷，也讓這篇看起來「很有道理」的分析文章「來得正是時候」地爆紅。
閱讀這篇文章後，我的感觸其實不是倒底有遠見的領導者是誰，或者要去哪裡找，而是它涉及的其實是商業理論上這幾年來討論很多的一個主題：執行長的主要工作是否為將股東權益最大化？
表面上看起來這句話是廢話：執行長受到董事會聘用來管理一家上市公司，董事會則是由股東任命代表他們監督執行長，所以執行長的工作當然是把股東權益最大化。
但雷曼風暴後，大部分的商業學校都把社會企業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CSR）給納入了公司組織以及薪酬結構的討論分析中。大部分的相關研究大抵脫離不了員工、環境、供應商、客戶、政府以及社區等各種內外部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相對於只需對股東（shareholder）負責的傳統論述，新的論述複雜多了。
如果我們將上述分析套用在賈伯斯過世後的蘋果身上，很顯然在比較平易近人的庫克帶領下，蘋果在各個方面都有著明顯的成長，特別是一反過去孤高自傲的形象，庫克時代的蘋果勤於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同時對於競爭對手也不再公開抱持你死我亡的態度。
上圖為蘋果近年來股價變化，可以看到從2011年8月庫克接任執行長以來，蘋果股價翻倍來到120美元附近，市值現在約為六千億美元。另外公司從2012年中也開始穩定每季發放現金股利，相較之下賈伯斯1997年回鍋後到卸任為止，一次股利也沒有發放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