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年之後，雙方經過反覆交涉，路易斯與魏景蒙於1970年10月30日在維也納會面，蔣介石指示「達成共同的倒毛目標為雙方目前的迫切需要。」但兩人卻海闊天空地談了幾天，沒有聚焦在重要問題上。11月7日，蔣介石接見魏景蒙聽取報告，並研擬應對方針：「與魏談話之對方可疑之點：甲、其急迫如此之理由不甚充足；乙、為何不談及墨西哥相晤之經過；丙、對我所提重要原則之點是否有確實回音。」經過長思慎慮之後，蔣介石決定如此答覆路易斯：「甲、原則同意，但投資細則必須先由其公司代表作正式密商，再由雙方董事面決。乙、西半球已有接談之地點為宜。」12月5日，蔣介石又記：「對魯某（路易斯）之答覆，此事必須雙方董事商談，為你方董事有新決定再行聯絡可也。」蔣介石再次要求蘇方派高層官員來臺與他直接談判。但魏景蒙幾次去函路易斯，久沒回音。後來，路易斯又要求面見魏景蒙，被魏拒決。12月19日，蔣介石反省「匪俄有關東北邊界河流問題，十八日簽訂其議定書。此為俄共對匪之讓步，亦即魯以斯急於要求我（魏）景蒙面晤以求諒解乎，幸而拒見也。」
另一渠道，駐墨西哥大使陳質平，與蘇方不斷加強溝通。1969年11月25日，蔣介石召見陳質平，命令他向蘇方訊問。12月2日，蔣又召見陳質平，指示他「甲、態度如常不採取主動；乙、如對方有來談之誠意則可問其魏、魯所談問題之意為何。」1970年4月初，陳質平在墨西哥與蘇俄新任大使接上了頭，雙方開始了大使級會談。此後，蔣介石多次指示陳質平談判策略。5月21日，蔣介石記曰：「俄共如欲消滅共匪，非借我軍之力，決不敢主動攻匪，但我軍決不能為其利用，使其得火中取栗。」不久，蘇方向陳質平提出「以反對美國為中俄合作之惟一條件。」蔣介石當然無法同意。
1970年10月3日，蔣介石反省道：「對美與蘇之外交方針必須重加研究利害得失，不能因循延誤，美已視我為奴役，遺棄我於不顧，而且不斷以疏遠，顛覆之方法甚於共黨。此於彭明敏案足以證明之。外交必須能存保確立之力量，而後乃可左右逢源，不為人所束縛也。今日外交現實只有利害，而無道義與信約可言也。」蔣介石也想玩臺美蘇「大三角」遊戲，但他的實力不足以加入。
陳質平與蘇俄駐墨西哥大使秘密聯繫，但雙方的談判也沒什麼實質進展。1971年5月12日，新任外交部長周書楷對美聯社記者公開宣稱：「在某種時機下，我國將與蘇聯來往。」這話是說給美國人聽的，因為當時臺美在強力交涉聯合國代表權問題。9月2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今日俄國欲誘我以對匪對美，切勿為其所動也。」但是，為了保衛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蔣介石指示陳質平秘密和蘇俄代表柯君聯絡。柯君告訴陳質平，蘇方亦對中共全力爭取聯合國席位感到困擾，但又不便公然反對。他勸中華民國採取權宜的彈性策略，保全席位，才能擔任未來遠東演變的重要角色。如果退出聯合國，與世界隔絕將遭遇不可預測的損害。10月中，陳質平在聯合國席位保衛戰的最後關頭，數度與蘇俄柯君洽商，請他設法勸其友邦棄權，以減少中共票數。但柯君的上級認為，季辛吉在投票前夕又往北京， 此不啻尼克森為中共拉票，使蘇方不得不慎重行事。陳質平尋求蘇俄在背後運作，最終無所作為。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後，1971年11月17日，墨西哥與臺灣斷交，臺蘇這條秘密渠道隨陳質平返臺戞然而止，事後蔣介石還召見陳質平「聽取其對俄聯絡之意見。」蔣介石雖然想通過臺蘇結盟，推翻毛共，但他對蘇俄深懷戒意，反對它扶植親蘇的「新中共」。而蘇俄內部意見不一，不敢真的聯臺而南北夾擊中國，蘇共扶植「新中共」也不成功。臺蘇多年試探聯絡，都無果而終。
1970年12月31日，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寫道「今後惟有美俄言好，聯合助我反攻大陸以消滅毛共，否則世界決無和平之望也。此意目前對美政客而言，或以真是幻想，余信最後必能實現。以今後世界混亂無常，其原由皆出匪共。只有我光復大陸實現三民主義時，方能拯救人類，臻世界於和平也。」對於未來，蔣介石總是充滿信心，他認為臺灣本身實力的壯大，是其生存的關鍵。即使五十年來多次被美蘇出賣，他還是幻想有一天美蘇聯合助其反攻大陸，消滅毛共！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