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會議」、「協商」都是表面文章；即令有點收穫，最多只能換取一時的不徹底的安寧。共產黨如果看見內外情勢不佳，會搖身一變，作個笑臉給我們人民看看。等到機會一來，它馬上又出毛病了。
當時在知識界籍籍無名的殷海光，不僅堅決反共，而且對自詡為國共兩黨之外「第三勢力」的「民主同盟」的那些著名知識分子作出猛烈抨擊。那些民盟知識分子，多半以社會清流自居，贏得許多民眾特別是年輕學生的支持。他們似乎在國共兩黨之間保持中立，卻時時偏向共產黨一邊。殷海光發現：「無論民主同盟的領導人如何裝飾他們自己，裝飾得似乎能夠站起來，似乎能夠單獨行走，而共產黨牽著他們的一條繩子太粗了，無法藏在衣襟裡。」換言之，民盟的學者名流，用冠冕堂皇的左翼思想掩飾他們要在共產黨政權下分得一杯羹的私心。民主同盟的正人君子們玷汙了「民主」這個美好的名詞，他們其實是聽共產黨號令的傀儡。
殷海光準確地預見到以民盟為代表的左派知識分子在中共得勢後可悲而又可恥的結局：
假若中國共產黨勝利，國民黨失敗，大勢已去，它不再需要民主同盟這類組織。⋯⋯它既不復需要，當然「鳥盡弓藏」，在共產黨新的政權，立足不穩的時候，它是可以分一點政權給其他小黨小派的。可是，一旦其勢既成，它一定要奪回來，一點一滴也不留下的。
果然，在中共建政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民主同盟檯面上的光鮮人物，一一落入毛澤東精心設計的網羅，或受盡羞辱而死（如章伯鈞），或關入牢獄被折磨而死（如吳晗），或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如儲安平）。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蔣介石派出「搶救大陸學人」的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候了兩天時間，僅有胡適、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等少數著名教授登機，大部份機艙座位都被空閒著。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只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二十幾位教授。在第一屆中央研究院的八十一名院士中，去臺灣的只有十人，去它國的十二人，留在中國的近六十人。這些留下來的院士個個都比年輕氣盛的殷海光更有學識，卻沒有殷海光看穿歷史的見識。
殷海光這樣的見識——在共產黨尚未掌權的時候就看出共產黨的邪惡的見識，橫貫整個民國史，唯有王國維、梁啟超、徐志摩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具備。蘇俄革命成功後，在中國吸粉無數。甚至連胡適這樣的明白人，剛開始也是即為欣賞的，認為蘇維埃是「偉大的試驗」。但徐志摩則不然。一九二五年三月，徐志摩去歐洲遊歷，專程取道蘇俄考察。他從社會觀察的角度接觸了各個階層的人物，甚至專門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整個蘇俄社會的麻木和野蠻，讓他大為震驚，在《歐遊漫錄》中，徐志摩這樣描述：「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於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他對於列寧的評價是：「他不承認思想有錯誤的機會⋯⋯鐵不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毫不誇張的說，即使到了真相揭開的今天，還有大把的知識份子沒有達到徐志摩的見識。當年，他們未必熱愛共產黨，他們卻被愛國主義這幅紅布蠱惑，像激動的公牛一樣朝著萬丈深淵狂奔。留在中國的六十名院士，大部分都家破人亡、身敗名裂，少數幾個人熬過中共建政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卻再也沒有做出像樣的學問和研究成果來。他們將革命或愛國主義當作最高價值和信仰，卻從來沒有明白雨果在《九三年》中的那句名言：「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民盟領袖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一書中，描述了包括父親章伯鈞在內的民盟高層人物在中共政權下的悲慘命運，不僅他們自己倒楣，還連累到妻子兒女都成為賤民。整本書都可視為殷海光當年預言的一個小小註釋。然而，《最後的貴族》一書的自我反省相當不足，基本上未觸及民盟當初幫助共產黨奪取天下的劣跡，反而炫燿和懷念這群「偽貴族」在還受中共禮遇的五十年代初，「食有魚，出有車」的奢侈而優雅的生活。
殊不知，有因才有果，正如聖經所說：「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四十年代中期，民盟跟共產黨簽下賣身契，如香港電影《無間道》中那句有名的臺詞：出來混，這筆債遲早要還的。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