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奪取政權是常事。而中國共產黨為了奪取政權，則採取任何可能的手段，毫無道德倫理和國家存亡的顧忌。只要可想像地有利於政權之奪取，中國共產黨人並不考慮是否犧牲國家，更不惜以百姓為芻狗。所謂「土改」、「清算」、「鬥爭」，至少在目前是煽動老百姓以達到軍事動員目的之手段。二十年來的悠長歲月之中，共黨浸沉於殘殺破壞擾亂之中。鬥爭愈趨激烈，久而久之，手段反而變成目的。革命應該是為人民大眾謀求福利的行為。共產黨人這樣置國家的安危於不顧，置人民的痛苦於不顧。破壞多於建設，仇恨多於仁愛，革命之功未成，而殘民以逞之罪已著了。
殷海光
殷海光曾形容自己是「冰山上一隻微細的蠟燭」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在台北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被遮蔽的燭光—殷海光誕生百年紀念系列活動」特展暨國際研討會，有許多殷海光的門生故舊到場。殷海光曾形容自己是「冰山上一隻微細的蠟燭」，希望在被吹滅以前，有許多支蠟燭接著點燃，使自由之光照過東方大地。
從美國返台出席殷海光誕辰百周年紀念活動的殷海光的女兒殷文麗在開幕式致詞，回憶父親癌症第二次復發後，健康越來越差，有一次她沒扶好，殷海光竟整個脖子往後傾倒，那時她才察覺父親「已經病到連脖子都無法支持腦袋的地步」。但即便是那時，殷海光仍不放棄理想，一心一意要讓台灣能成為自由民主的地方。
殷文麗特別表示，有留意到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很佩服香港青少年勇敢地爭取民主，但寄語他們要很有智慧，因為抗爭破除舊系統要比建立新系統容易。她接受媒體訪問時說：「小時候我爸爸就常常告訴我，要用大腦（思考）！不是只是老師說甚麼你就聽甚麼。他又說要把人當人看，不是政權下的棋子，所以每個人要知道自己是很有價值的。」殷文麗強調說，中國人在古代帝制下有被奴役的傾向，紀念殷海光的意義，就是要讓華人從舊有的思維方式跳出來。
殷海光是一位哲學學者，但其最可貴的乃是一生堅持反獨裁專制、捍衛自由民主價值。抗戰剛一結束，一般人還沉浸在歡欣鼓舞的情緒之中，只有二十多歲的殷海光就已經覺察到共產黨的燎原之勢。國民黨政府得意洋洋，蔣介石自詡為民族救星，中國似乎躋身世界四強之列。但殷海光看到，這些都是虛無縹緲的東西，此後幾年中國未必會向著好的方向發展。
殷海光特別指出，在對外關係方面，美國的對華政策對於中共的成敗至關重要。若美國積極幫助國民政府改善經濟問題、拓展政治基礎，共產黨籍此作亂的內在因素就可以消除；若美國採取消極放任的政策，中國的局勢很有可能惡化，「如果剿撫靡定，而且中國人民不能清楚地瞭解暴動的結果更形悲慘，那麽中國共產黨一定更形猖獗難治了」。
此後中國歷史的演進，果然被殷海光不幸而言中。國共內戰剛一爆發，美國看到國民黨吏治糜爛、軍心渙散，似乎不值得幫助，遂撤回支持，袖手旁觀，眼睜睜看著共產黨打敗國民黨並將蔣介石政權趕到台灣島。中共的江山，與其說是打下來的，不如說是騙來的。共產黨不僅欺騙無知的本國人民，也欺騙過於天真的美國人——羅斯福認為中共更接近儒家，是一個「農民改革黨」，不會跟從蘇聯走史達林道路。直到韓戰爆發、中美發生直接衝突，美國才重新出手協防台灣，讓國民政府絕處逢生。
在那個時代普遍左轉、受共產黨宣傳蠱惑的知識人當中，殷海光是罕見的一位堅守純正的古典自由主義價值的知識人，像鏡子一樣照出中共用謊言重重包裹的獨裁本質。他「驚訝於千千萬萬的人在此欺騙之中而不知欺騙之存在」，「不願漠視這種欺騙所加於國家和人民的災害」，遂發奮寫出了《中國共產黨之觀察》這本小書。
之後，殷海光一邊在台灣大學主講邏輯學、撰寫政論文章，同時用心翻譯了三本有助於廣大讀者認清蘇俄及其共產主義運動危害性的英文著作：《共產國際概觀》（The Rise of Modern Communism）、《怎樣研究蘇俄》（Problems of Analyzing and Predicting Soviet）和《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共產主義浪潮在二十世紀席捲寰宇，一時之間，好似勢不可擋。堅持「反共」立場的知識人，無不苦心竭慮於建構「反共論述」，謀求足可抗衡「赤潮」泛濫的「思想資源」。殷海光翻譯和引入這三本書，就是要使之成為華人世界反共的思想基石。
海耶克所著的《到奴役之路》（又譯《通往奴役之路》）幾十年後早已在華人世界家喻戶曉，更被全球奉為反對共產主義尤其是計畫經濟的名著。其他兩本書在今天讀者不多，其實並未過時。英國歷史學家隆爾威多(Massimo Salvadori)的《共產國際概觀》一書，概括了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社會主義的興起，到一九四五年後共產黨向全球擴散的歷史過程。書中指出，共產黨善於引發人民的原始情緒刺激，尤其是恐懼，使人對政治、經濟、知識等生活層面產生恐懼，因而倚賴黨提供的一切。而且，共產黨的宇宙觀相當怪異：它相信命定論，認為實行集主義是順天而行。人只是物質的一部人份，世上沒有獨立思考和獨立意志。而「自由」根本不存在。共產黨並不承認公民概念，只相信集體，致力於消滅個人意識。所以， 要社會走向民主，人民有真正的自由，必須如作者薩爾威多所說：「我們必須努力，毫不妥協地反對共產主義，共產制度和共產黨。」
殷海光翻譯熱希達（John S. Reshetar, Jr）所著的《怎樣研究蘇俄》也是本著「自由人要反極權暴政，必須瞭解蘇俄」的用心，讓國人深入認識被認為是「世界極權暴政底發動中心」的蘇俄的真相，「它彷似地球上的一隻怪物，且是一隻複雜的怪物，在那裡有極端的暴政，也有極端的人權抗爭」。唯有認識了蘇俄，才能進而認識中共。
殷海光在反對國民黨之前，就更決絕地反對共產黨
有的人反共是因為共產黨奪走了他的地位，如蔣介石；有的人反共是因為在審美上跟共產黨格格不入，如張愛玲——她無法忍受共產黨的秧歌，以及四個口袋的幹部服。
那麼，殷海光為什麼反共呢？因為他以自由主義爲信念，自由主義跟共產主義是水火不容的。
在中國贏得抗戰勝利、共產黨乘勢發難的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殷海光猛然發現，身邊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左傾親共，即便不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至少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或同情者，口口聲聲反共的他反倒成了少數派中的少數派。殷海光意識到，再也不能埋首在書齋中做冰冷的學問了，既然「中國共產黨問題是攸關中國民族的歷史與生命之存亡絕續的重大問題」，就應當研究此課題。
在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之前，殷海光向國民政府提出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四個方面齊頭並進解決中共問題的建議。對中共的最高權力人物，殷海光在書中作出了否定的論斷：
他們為了追求權力，動腦筋動到人類社會文化裡的中心信仰、道德價值和認知是非真假層。他們為了征服人類，先精練一套可以活用的說詞，來攪亂人類這層根子。人類這層根子攪亂了，中心信仰消失了，道德價值幻滅了，是非真假都無所適從了，於是他們再以極肯定的態度，抱著完成歷史使命的精神，介紹他們未來的「社會主義天堂」。這些人是一群心靈的洗劫者。心靈洗劫是「內戰」；奴役或毀滅人身是「外戰」。彼等的策略是先「內戰」而後「外戰」，或內外交攻⋯⋯自由世界在和赤化勢力對抗時，必須從道德價值認知上的真假著手還擊。如不從這一根本層澄清起，而從半路上動手，那便是捨本逐末。
殷海光因此被列入中共在當時宣佈要通緝的「十大文化戰犯」之一，其中列為首犯的，就是十分器重他的同鄉陶希聖。學者金耀基稱讚殷海光說：「他對共產性格的剖析、唯物主義的抨擊、共產黨人手法的透視⋯⋯有了入木三分的批判，這一份工作，在中國知識份子心靈失落、視覺迷惘的當兒，有很高的提示和清潔功能。」
殷海光還寫出《中國國民黨的危機》一書，受到國民黨文宣系統高官張道藩的稱讚，曾被印出來供國民黨內部參考。他警告國民黨說：
一九二零年以來中國政治上出現了一個剋星。這一個剋星，就是在中國的這一支共產黨。⋯⋯這一個集團乘著中國底貧困，混亂，戰爭，與低落而發展而壯大。他們一直受著外國底培養，操縱和指使；圖謀借著將全民性的國民革命轉變而為階級性的社會革命的這種所謂內在發展的手段，奪取中央政權，降中國為其主人之屬地。
同時他又痛陳國民黨的弊政，把它比成一個「舊式大家庭」，把其中的派系比成「大家庭裡的各房」，指斥他們偷空大家庭以充實自己的私房，並斷言國民黨「這棵大樹，旦旦伐之，已經衰老不堪」。
文嬉武戲的國民黨對殷海光的改革建議不予採納。遷居台灣之後，殷海光發現國民黨如朽木不可雕也，不願邁出民主化的步伐。於是，他改變了在《中國共產黨之觀察》一書中對蔣介石的支持，蔣介石不再是他推崇的反共領袖，而成為他尖銳批判的獨裁者。殷海光跟國民黨系統內部的那些反共御用文人不同，他是先反共，再反對國民黨，他反對一切民主自由價值的對立面。他一面繼續譴責彼岸共產中國的紅色恐怖，另一面又批評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以專制手段來「反攻大陸」之迷思，並堅信惟有民主自由才是戰勝共產黨暴政的不二法門。殷海光將《自由中國》作為言論陣地，對抗極權和威權兩大獨裁勢力，直到《自由中國》被查封、雷震被捕、自己失去台灣大學教職，最後在淒風冷雨、特務環伺的逆境中憂憤而逝。
物換星移，今天的國民黨已淪為共產黨的傀儡，不願也不敢翻開殷海光的《中國共產黨之觀察》這本書。殷海光的弟子王曉波、李敖則投靠高舉民族主義旗號的共產黨政權，成為小丑式的人物。
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駐華支部」
殷海光研究中共的體制，梳理中共的簡史，概括出中國的五大特性，即詭辯性、獨佔性、堅執性、國際性和崇尚暴力。他痛斥中國共產黨說：「這樣一群人，以撒謊為真理，視陰謀為珍寶，以食言自肥為家常便飯，視反覆為常為得計，無國家思想，無民族觀念，無信無義，無父無子。」
最後一個「無父無子」的概括，恰好是習近平和薄熙來的本質：習近平學習幾乎將他父親習仲勛迫害致死的獨裁者毛澤東的厚黑手腕，在中共政權建立七十年之際，率領文武百官祭拜毛澤東的僵尸；薄熙來在文革中一腳，將被打倒的父親薄一波斷幾根肋骨——薄一波忍痛讚揚說，這個心狠手辣的兒子將來一定有出息！
中共為何席捲中國？殷海光指出：「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中國社會之生理產物。恰恰相反，它是病理的產物。」是中國社會的「宿疾」在新的國際形勢激化下的產物，是在國內的民主和反民主兩種勢力消長的裂縫中壯大起來的軍事機會主義勢力，是貧困、落後和混亂的社會土壤所滋生的孽障和惡果：
貧困則利於宣傳「階級鬥爭」。混亂則利於「渾水摸魚」和暴動破壞。落後則利於宣傳煽動。⋯⋯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利用破產農民，失業工人，沒落的中產階級和游散分子，中國共產黨於是乎長成了。
對此，學者康正果進一步分析說，中共自詡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純粹是在國家民族的苦難中撈取了有利於他們發展的動力，是在老舊的農業社會發生病變的過程中巧奪了良機，不管他們多麼強調這個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實際上落後的中國既不存在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無產階級，也不具備向社會主義社會轉型的任何條件。然而，在第三國際的一手安插指揮下，受到蘇俄在金錢和人員上的大力資助，這一批從國民革命中分化出來的歪苗子竟得以日漸壯大，結果把中國搞成了蘇俄擴張其國家勢力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屠場。正是根據這一不可否認的背景，殷海光確切地定義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底共產黨」，而是「第三國際駐華支部」。
從中共的建立及此後的一系列盲動——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蘇維埃運動，以及高喊著「保衛蘇聯」的口號而「北上抗日」的「長征」——都是為實施共產國際的路線而策劃，為謀取蘇俄在華的利益而發生的，包括與國民黨聯合抗日的決策，也是按史達林的旨意，讓可能殃及蘇聯的戰火單方面蔓延在中日之間。
對於中共對中國和世界的禍害，殷海光作出了準確的預測：
中國共產黨真是個「絶物」，中國共產黨問題是一個「絕症」。消滅它，或者被它消！你不消滅它，它要消滅你，它今天不消滅你，明天要消滅你；明天不消滅你，後天一定要消滅你。
所以，共產黨不可能實現民主轉型。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參加完祭孔典禮後在臉書上貼出一文，說：「中國大陸在文革時期嚴厲批判孔子⋯⋯但三十年來大陸已改邪歸正，重視儒學⋯⋯」馬英九大概正是因為沒有讀過殷海光對中國共產黨的定論「中國共產黨問題是一個絕症」，這才會「很假很天真」地讚美共產黨。台灣評論人李濠仲在《馬英九豈會不知中國重視孔子非改邪歸正，是更邪惡》一文中指出，中共不再以文革那一套批判孔子，他們只是發現更好的做法，就是利用孔子來愚弄別人，甚且藉由儒家思想，只為美化共產專制。一如趙紫陽秘書鮑彤針對孔子學院曾在推特上說的「現在遍及全球的孔子學院，都是糟蹋這位先哲及其學說的屠宰場」、「它們全姓共，不姓孔」。
為什麼說「民主同盟」等「第三勢力」是共產黨的幫凶？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家破人亡、飢寒交迫的民眾大都希望休養生息，社會上瀰漫著「厭戰」和希望國共雙方「政治協商」的情緒。於是，一些知識分子出面組織所謂的「民主同盟」，希望在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扮演「第三勢力」。對此，殷海光提出一個重要觀點：中國國內的工農大眾及知識界人士、甚至國民黨內部的某些派系，不假思索地相信共產黨畫餅充饑的宣傳術，對共產黨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大危機。他苦口婆心地勸誡民眾，不可期待共產黨有民主及和平主義的思想。從抗戰及抗戰之前的歷史來看，共產黨從來不是一個可以談判的對象：
一切「會議」、「協商」都是表面文章；即令有點收穫，最多只能換取一時的不徹底的安寧。共產黨如果看見內外情勢不佳，會搖身一變，作個笑臉給我們人民看看。等到機會一來，它馬上又出毛病了。
當時在知識界籍籍無名的殷海光，不僅堅決反共，而且對自詡為國共兩黨之外「第三勢力」的「民主同盟」的那些著名知識分子作出猛烈抨擊。那些民盟知識分子，多半以社會清流自居，贏得許多民眾特別是年輕學生的支持。他們似乎在國共兩黨之間保持中立，卻時時偏向共產黨一邊。殷海光發現：「無論民主同盟的領導人如何裝飾他們自己，裝飾得似乎能夠站起來，似乎能夠單獨行走，而共產黨牽著他們的一條繩子太粗了，無法藏在衣襟裡。」換言之，民盟的學者名流，用冠冕堂皇的左翼思想掩飾他們要在共產黨政權下分得一杯羹的私心。民主同盟的正人君子們玷汙了「民主」這個美好的名詞，他們其實是聽共產黨號令的傀儡。
殷海光準確地預見到以民盟為代表的左派知識分子在中共得勢後可悲而又可恥的結局：
假若中國共產黨勝利，國民黨失敗，大勢已去，它不再需要民主同盟這類組織。⋯⋯它既不復需要，當然「鳥盡弓藏」，在共產黨新的政權，立足不穩的時候，它是可以分一點政權給其他小黨小派的。可是，一旦其勢既成，它一定要奪回來，一點一滴也不留下的。
果然，在中共建政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民主同盟檯面上的光鮮人物，一一落入毛澤東精心設計的網羅，或受盡羞辱而死（如章伯鈞），或關入牢獄被折磨而死（如吳晗），或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如儲安平）。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蔣介石派出「搶救大陸學人」的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候了兩天時間，僅有胡適、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等少數著名教授登機，大部份機艙座位都被空閒著。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只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二十幾位教授。在第一屆中央研究院的八十一名院士中，去臺灣的只有十人，去它國的十二人，留在中國的近六十人。這些留下來的院士個個都比年輕氣盛的殷海光更有學識，卻沒有殷海光看穿歷史的見識。
殷海光這樣的見識——在共產黨尚未掌權的時候就看出共產黨的邪惡的見識，橫貫整個民國史，唯有王國維、梁啟超、徐志摩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具備。蘇俄革命成功後，在中國吸粉無數。甚至連胡適這樣的明白人，剛開始也是即為欣賞的，認為蘇維埃是「偉大的試驗」。但徐志摩則不然。一九二五年三月，徐志摩去歐洲遊歷，專程取道蘇俄考察。他從社會觀察的角度接觸了各個階層的人物，甚至專門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整個蘇俄社會的麻木和野蠻，讓他大為震驚，在《歐遊漫錄》中，徐志摩這樣描述：「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於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他對於列寧的評價是：「他不承認思想有錯誤的機會⋯⋯鐵不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毫不誇張的說，即使到了真相揭開的今天，還有大把的知識份子沒有達到徐志摩的見識。當年，他們未必熱愛共產黨，他們卻被愛國主義這幅紅布蠱惑，像激動的公牛一樣朝著萬丈深淵狂奔。留在中國的六十名院士，大部分都家破人亡、身敗名裂，少數幾個人熬過中共建政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卻再也沒有做出像樣的學問和研究成果來。他們將革命或愛國主義當作最高價值和信仰，卻從來沒有明白雨果在《九三年》中的那句名言：「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民盟領袖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一書中，描述了包括父親章伯鈞在內的民盟高層人物在中共政權下的悲慘命運，不僅他們自己倒楣，還連累到妻子兒女都成為賤民。整本書都可視為殷海光當年預言的一個小小註釋。然而，《最後的貴族》一書的自我反省相當不足，基本上未觸及民盟當初幫助共產黨奪取天下的劣跡，反而炫燿和懷念這群「偽貴族」在還受中共禮遇的五十年代初，「食有魚，出有車」的奢侈而優雅的生活。
殊不知，有因才有果，正如聖經所說：「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四十年代中期，民盟跟共產黨簽下賣身契，如香港電影《無間道》中那句有名的臺詞：出來混，這筆債遲早要還的。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