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則利於宣傳「階級鬥爭」。混亂則利於「渾水摸魚」和暴動破壞。落後則利於宣傳煽動。⋯⋯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利用破產農民，失業工人，沒落的中產階級和游散分子，中國共產黨於是乎長成了。
對此，學者康正果進一步分析說，中共自詡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純粹是在國家民族的苦難中撈取了有利於他們發展的動力，是在老舊的農業社會發生病變的過程中巧奪了良機，不管他們多麼強調這個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實際上落後的中國既不存在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無產階級，也不具備向社會主義社會轉型的任何條件。然而，在第三國際的一手安插指揮下，受到蘇俄在金錢和人員上的大力資助，這一批從國民革命中分化出來的歪苗子竟得以日漸壯大，結果把中國搞成了蘇俄擴張其國家勢力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屠場。正是根據這一不可否認的背景，殷海光確切地定義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底共產黨」，而是「第三國際駐華支部」。
從中共的建立及此後的一系列盲動——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蘇維埃運動，以及高喊著「保衛蘇聯」的口號而「北上抗日」的「長征」——都是為實施共產國際的路線而策劃，為謀取蘇俄在華的利益而發生的，包括與國民黨聯合抗日的決策，也是按史達林的旨意，讓可能殃及蘇聯的戰火單方面蔓延在中日之間。
對於中共對中國和世界的禍害，殷海光作出了準確的預測：
中國共產黨真是個「絶物」，中國共產黨問題是一個「絕症」。消滅它，或者被它消！你不消滅它，它要消滅你，它今天不消滅你，明天要消滅你；明天不消滅你，後天一定要消滅你。
所以，共產黨不可能實現民主轉型。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參加完祭孔典禮後在臉書上貼出一文，說：「中國大陸在文革時期嚴厲批判孔子⋯⋯但三十年來大陸已改邪歸正，重視儒學⋯⋯」馬英九大概正是因為沒有讀過殷海光對中國共產黨的定論「中國共產黨問題是一個絕症」，這才會「很假很天真」地讚美共產黨。台灣評論人李濠仲在《馬英九豈會不知中國重視孔子非改邪歸正，是更邪惡》一文中指出，中共不再以文革那一套批判孔子，他們只是發現更好的做法，就是利用孔子來愚弄別人，甚且藉由儒家思想，只為美化共產專制。一如趙紫陽秘書鮑彤針對孔子學院曾在推特上說的「現在遍及全球的孔子學院，都是糟蹋這位先哲及其學說的屠宰場」、「它們全姓共，不姓孔」。
為什麼說「民主同盟」等「第三勢力」是共產黨的幫凶？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家破人亡、飢寒交迫的民眾大都希望休養生息，社會上瀰漫著「厭戰」和希望國共雙方「政治協商」的情緒。於是，一些知識分子出面組織所謂的「民主同盟」，希望在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扮演「第三勢力」。對此，殷海光提出一個重要觀點：中國國內的工農大眾及知識界人士、甚至國民黨內部的某些派系，不假思索地相信共產黨畫餅充饑的宣傳術，對共產黨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大危機。他苦口婆心地勸誡民眾，不可期待共產黨有民主及和平主義的思想。從抗戰及抗戰之前的歷史來看，共產黨從來不是一個可以談判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