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意凡觀點:卡蜜兒與羅丹

2019-10-05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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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雕塑,可以看作描述國王與萬念俱灰的Sakuntala團聚時男人充滿懺悔與愛情的瞬間。但對於一件富有表現力的作品,觀者也可脫離劇作情節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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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一個不了解劇作的觀者,恐怕更能看到這作品的廣泛性:作品中女人心裡受著重傷 – 不論這傷是怎麼造成的 - 幾乎要分崩離析了,但因為她如此美麗,男人情不自禁地要靠近她,支撐著她,讓她維持著完整,而女人已筋疲力盡地無法回應男人的愛。觀者可以感覺這作品中,女人才是精神主體,而男人除了為女人癡迷與奉獻,其個性卻不重要。

《Sakuntala》講出了許多無法愛自己也無法愛別人的人們所渴望地愛情。但與其說講得是愛情,不如說講的是那個受傷女人,講她所受得苦、她的悲壯。讓我們想起一些當代作品,比如畢納.鮑許的舞作《巴勒摩、巴勒摩(Palermo Palermo)》中要求旁邊男子抱她、一抱又叫他走開、走開又叫他抱她,如此反覆不停的痛苦女人。當我們看到《Sakuntala》的廣泛意義,才真正碰觸到卡蜜兒最隱晦的內在狀態。

碧娜.鮑許的舞作《巴勒摩、巴勒摩(Palermo Palermo)》
碧娜.鮑許的舞作《巴勒摩、巴勒摩(Palermo Palermo)》

讓卡蜜兒後來無法度過愛情失意的,是她自己早就傷痕累累的心。那極有可能是在童年成長過程中因感受不到主要照護者愛自己,而形成的無法自己給予自身價值,也就是無法愛自己,最終也無法愛別人的性格。通常這樣性格的人們,無論如何索求別人的愛都不夠安撫痛苦,像懷著一個情感黑洞似的。

而一個女人會像卡蜜兒的母親這般對自己孩子扭曲了母性、違反尋常動物天性,看來不可思議,卻不見得如一般以為的那樣不可能存在。卡蜜兒母親生活的十九世紀法國,當時正經歷較以往快速的經濟與社會變遷。一些情緒易波動又好強的人,受到保持自身社會地位的不安、以及新文化衝擊所影響,恐怕因此承受著過度的精神壓力,以致感受不到自然的情感,扭曲了天性。而如果他們的後代生性敏感,就更加強了上一代對自身的影響。

在卡蜜兒之後,藝術史仿佛開了一道裂口,出現越來越多傾倒痛苦或嘔吐黑暗內在的藝術作品。這些作品的創作者當中,有些我們已知其痛苦根源就是原生家庭,比如極具才華的席勒(Egon Schiele)、或 培根(Francis Bacon)。

席勒的《死亡的母親( Tote Mutter)》,1910年,藏於維也納Leopold Museum。
席勒的《死亡的母親( Tote Mutter)》,1910年,藏於維也納Leopold Museum。

藝術史發展出的這種現象,顯然與工業革命後的社會變遷息息相關。而在當代,隨著技術革新加快以及影響範圍增廣,不論在什麼階層、什麼位置,每一個人都受著新趨勢的引誘與威脅;一夕翻身是可能的,但得到的社會地位也會隨時不保,並可能陷入貧窮。而新型態生產活動早已割裂舊有的社會凝聚,標榜的價值觀更加自私、更加物質化、也更加殘忍,加深全體人們的焦慮與無力感。

在當代,已不再只是一些天性特別敏感的人受到影響,而是多數的人們,以及受其形塑的後面一代又一代。這恐怕也是越來越多人對卡蜜兒的作品感到心有戚戚的原因。而卡蜜兒作《Sakuntala》的時候,可能只是對自己極度誠實,但因為其敏感的內在為時代演進所塑,就算她無意識地去做,竟比其他藝術家都要早地深刻道出當今人類存在的狀態了。

不過,作為反撲,差不多與席勒同樣時間,有杜象這類藝術家想創作杜絕主觀意識的作品,而開啟當代藝術另一條道路。他們或許因生之幸運,與卡蜜兒有不同經歷而看到世界不同的模樣;或許只是想在某類人之內在世界氾濫的藝術環境中,表達自己。無論如何,他們提供了陷於情緒旋渦中的當代人們另一種思考。

畢竟,身為人每一天都可以選擇:今天繼續是什麼樣子就什麼樣子,還是來超越加諸在自己身上的不健康環境因素。許多看似無解的情況,在意識到自己的狀態,下定決心了解原因,產生同理並進而寬恕時,總會有奇蹟發生,因為柔軟的心,最有力量。

*作者為成長於台灣,歷練於華爾街與北京之專業投資人,曾參與互聯網創業。畢業於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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