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應該是奔放的鳥，所以當人仰望天空，腦袋會自由轉動。
然而，臺北人的腦袋，在何時開始自由？腦袋內的思想，由何處開始奔放？這段緣起，應該要從一百年前的書店街說起。
書店街，無疑就是指重慶南路，更準確來說，是重慶南路一段北段、忠孝西路至衡陽路的六百公尺。這裡曾是臺灣密度最高的知識火力區，例如東方、商務、三民、正中、世界等，一九五〇年代三分之二的臺北市書店及出版社開在這裡，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登記有案的出版社數量高達七十七家。
雖然有書店不等於有思想，但是不要忘記，不論是哲學、小說、政論與詩，都需要書本來承載、都需要書店吸引眾人來傳遞思想到遠處。所以，在空間流動的現代都市才有書店，原本不相識的人，也才能交流生命的故事。
重慶南路的名字雖是戰後才有，但是書店街的規模則可追溯到一九一五年「新高堂書局」新大樓。彷彿偶然、又似必然，一百年前現代臺北的書店街形成與空間大改造，幾乎是同一個步調在發生。
走出臺灣的雕版時代
一九一五年時，重慶南路還稱作府前街，原因是其位居臺北府衙之前，算是清代臺北城的遺緒。由一八九八年的小文具商發達為臺灣書店龍頭的「新高堂」，這一年風光蓋起整棟面寬三十公尺、樓高三層、賣場兩百七十坪的紅磚新廈，打開了之後一百年的書店盛世。
新高堂大樓一進門是挑高的明亮大廳，寬敞的一樓是幾座書檯，擺置精巧的文具、現期的雜誌，二樓則密布高聳的書架，立著躺著各樣新書與教科書。全盛時期店員超過三十人，不停上下奔走。書店的節奏，全由店東村崎長昶鎮守一樓櫃檯指揮，若遇嘉賓或鄉親來訪，當時就移到三樓的娛樂間，坐在榻榻米泡茶聊天。
這一棟大樓有何稀奇？新高堂又不是第一天開幕、清末或日治初期也不是沒有書店。然而，賣書的店雖然有，但是放這麼多隨意翻閱的書、吸引各方雲集顧客的書店，卻是臺灣歷史頭一遭。
日治以前，漢文學其實守護著社會的上層階層，艋舺、大稻埕、臺北城構成的三市街也斷開了人們的流通。那個時代，思想不是飛翔的鳥，而是安穩的山，是人們供奉的不動力量。買書讀書的環境，稱之封閉並不為過。
清末臺北的書店，或稱書鋪或書肆，只有艋舺和大稻埕的零星幾家，例如苑芳、建芳。書鋪的商品大概分為兩類：一是科舉啟蒙用的私塾教材，如百家姓、千字文、昔時賢文、四書讀本；二是祭儀日用類書，如通曆、命相醫書、善書鸞冊，或者再一些歌仔冊。至於知識階層吟一首詩作、寫一篇遊記的風雅之作，只有少量收錄在方志，要不就只有作者自印文集饋贈文友。 （相關報導： 老闆要你推出自家的「冰桶挑戰」？品牌快速爆紅的新力量原則：《動員之戰》選摘（3） ｜ 更多文章 ）
清末臺灣的書，幾乎都由中國大陸進口，臺南文人施瓊芳回憶，「臺地工料頗昂，所有風世諸書，多從內郡刷來」，就是這樣的現象。臺灣雖在道光年間就有本地印刷工坊，例如臺南「松雲軒刻印坊」，印書內容主要是童蒙讀本、漢學典籍，以及宗教善書。他們的印刷技術，主要是雕版印刷。臺灣舊詩漢文的代表人物連雅堂在一九一五年前後編寫的《臺灣詩乘》有以下一段文字：「蓋以臺灣剞劂尚少，印書頗難。而前人著作，又未敢輕率付梓，藏之家中，以俟後人；子孫而賢，則知寶貴，傳之藝苑，否則徒供蠹食，甚者付之一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