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一部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在社會大眾之間流傳，引發極大的議題討論。故事內容在敘述台灣社會對於隨機殺人事件的省思，從被害者家屬的心理創傷談起，繼而引出加害者家屬所面對的社會困境，最後從辯護律師的角度探討被害與加害之間的交互關係。當然，全劇以新聞媒體為貫穿主軸，呈現社會輿論與新聞媒體的深層結構，亦為全劇戱劇張力最為突顯之處。一部戱劇引發我們對隨機殺人事件的深層全面省思，也突顯了我們每一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一件社會悲劇發生時，我們與惡的距離究竟有多遠／或多近。因為被害者家屬有可能因此而變相為加害者，而加害者家屬又變成了另一種類型的受害者，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就在我們面對巨大社會事件時，我們所採取的態度與後續的所有作為。
依此而論，這幾日（5月2日）也有一個事件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那就是不適任教師的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進行二讀，而且極可能會在全國各界的熱切期待下，很快地就會進行三讀通過。說它與我們息息相關，是因為教育這件事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曾經或正在面對與經歷的事，從我們曾是學生的學習角色開始，到成家生子後作為學童的家長，或是直接／間接地從事各類不同性質的教育工作，我們其實都離不開教育所構築起來的環境氛圍。因此，每當學校裡出現不適任教師事件時，總是會引起社會大眾的共同撻伐，尤其是作為學童的家長，更是感同身受、同仇敵愾，誓必將此不適任教師趕出校園，令其不再能為害學童為止。
何謂不適任教師？拙文〈談《教師法》修訂不適任教師定義的爭議〉曾專文探討，於此不再贅述。本文主要探討的是：在不適任教師事件發生之後，我們（包括家長、教師、教育主管機構、甚至社會大眾）究竟是以何種心態面對或採取哪種後續措施？如同＜我們與惡的距離＞一樣，我們距離加害者或被害者的角色究竟有多遠或多近呢？
華人文化歷來傳統，教師身份備受社會崇敬，其原因除固有的尊師重道文化外，也因為教師肩負著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職責，而給予教師這份職務較高的社經地位。既然教師職業享有社會清譽與尊崇，那麼教師本身當然也應該且必須自我期許以配得上這樣的尊崇。不過教師也是人啊，他／她也有人的喜怒哀樂與七情六慾。雖然我們已經在各種師資培育的職前訓練中不斷宣導與強調：教師的神聖使命不應為個人私慾與私利所蒙蔽，更不可以學童的受教權益為籌碼，強加不適當的言論與行為在學生身上，為害學生的學習、甚至造成學童一輩子不可抹滅的身心創傷。但是可惜的是，過去有多少本應是教導學生知識、協助學生身心發展、樹立學生學習典範的教師，到頭來卻反而變相成為殘害學生的黑手及髒手。教師自身一念之間的轉折，已然足以令自己徘徊於善惡的邊緣。 （相關報導： 謝青龍觀點：談《教師法》修訂不適任教師定義的爭議 ｜ 更多文章 ）
對此，身為社會大眾的我們，當然非常不願意看到任何一個不適任教師的存在，及其他／她在教育工作上傷害學生的行為繼續發生，於是每當事件發生時，我們總是感同身受且不自主地為受傷害的學童而憤怒，更何況如果這受傷害的學童就是我的孩子呢？這樣的憤怒，勢必驅使著我們要求國家政府嚴懲這種不適任教師。但是，如同＜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所呈現的，被害者的角色，一旦被憤怒與悲傷的情緒淹沒時，他／她們是否會轉變成另一種類型的加害者呢？如今，眾多家長團體要求教育部及立法院嚴格立法以淘汰不適任教師時，我們不禁想到那些長期戰戰兢兢在教學工作崗位上認真教學的教師們，面對愈來愈嚴苛的教師法條時，其複雜的心境究竟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