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時機─延安的總體氛圍是恐懼、恐懼，還是恐懼：《紅曦照耀中國》選摘（3）

毛對文藝界的整肅主要依賴兩個人。一個是周揚，這位口才犀利的文藝理論總管被視為中國的日丹諾夫。他加緊了對共產黨控制區內所有出版物的控制，以確保領袖的意志得到完全貫徹。為了控制每一位作家和藝術家，周揚開始與康生密切合作。

康生是個陰險的人，留著兩撇鬍鬚，帶著厚厚的眼鏡，總是穿一身黑衣。他曾在莫斯科受訓，並在大清洗期間協助祕密員警迫害過數百名中國學生。但是，因為他是隨王明一起來到延安的，所以他的名字也被共產國際列入黑名單中。為了贖罪，康生表現得異常激進，他發動了一場殘酷無情的整肅運動，以徹底清除年輕人頭腦裡殘存的獨立思想。受到審查的人被迫在大庭廣眾之下接受審訊，在沒完沒了的思想改造會上表示悔過，並互相揭發以證明自己的清白。

丁玲出於自保的目的，也參與了對王實味的批判，罵他「為人卑劣、小氣、反覆無常、複雜而陰暗」。丁玲很快就變成一名為毛服務的文化戰士，但十年後，她將在另一場類似的政治運動中被打倒。

許多受到懷疑的人被關進窯洞，還有人被拉到刑場，經受模擬處決的恐嚇。反反覆覆的審訊，沒完沒了的鬥爭大會，讓延安變得人人自危，空氣裡充斥著恐懼和猜疑，每天都在發生背叛。任何想與外界聯繫的舉動，都被當作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在巨大的壓力下，許多人心理崩潰、精神失常，有人甚至自殺。毛要求所有知識分子學習和討論他本人、史達林以及其他人的文章，不斷進行思想改造，最終達到對毛絕對忠誠的地步。

與此同時，康生及手下的爪牙們興奮不已，他們以抓間諜和特務為名，對所有人展開調查。這場所謂的「整風運動」在一九四三年夏天達到高潮，延安幾乎進入戒嚴狀態，嫌疑人被勒令留在各自的工作場所，辦公室和學校的門口都設有警衛。全城籠罩在一片不安的寂靜中，因為私下交談可能帶來危險，就連結了婚的人也被禁止回家。一位居住在延安的蘇聯人寫道：「延安的總體氛圍是恐懼、恐懼，還是恐懼。」成批成批的人被迫坦白或真或假的「罪行」，有時一次多達幾百人。大多數人承認自己是間諜，在有些單位，國民黨或日本特務的比例甚至達到百分之分。為了活下來，人們只能拋棄所有的道德底線和意識形態原則，唯一的辦法就是自我抹黑。結果，每個人的供詞都被記錄在案，成了黨手裡的把柄。

在許多人的回憶中，作家和藝術家受到的打擊最大，許多人被迫從事體力勞動，而且多半是像織襪子這種既無用又帶有侮辱性的任務。相反，為了確保文藝為革命服務，那些沒受過教育、滿腦子教條的人成了文藝界的領導，結果在此期間，沒有出現一部像樣的文學作品。

事實上，延安的文化與教育圈算是享有一定特權的，在遠離延安的地方，整風運動更加殘酷，但相關的記錄並不多。對毛來說，受過教育的人仍有利用價值，他的目的在於打垮他們，將其改造成順從的工具，而不是簡單地消滅這些人。 （相關報導： 教育與史達林化─到莫斯科才了解什麼是共產主義：《克里姆林宮的 中國急先鋒》選摘（3） ｜ 更多文章 ）

相比之下，村幹部和普通老百姓就可有可無了。在延安以北一百五十公里的神府縣（後改名「神木」），整風運動中有四百人受到調查，其中四分之一被殺，或選擇用跳崖、投河等方式自殺。

在甘肅的隴東縣—這裡曾被譽為實行「三三制」的模範縣，有五百人被捕，許多人的下場也是被殺或自殺。在不遠處、位於國民黨封鎖線另一側的鎮原，當地政府設立了專門機構，收容從共產黨控制區逃出來的青年，許多人抵達時已極度疲憊、嚴重饑餓。

究竟有多少人死於整風運動，具體的數字永遠不可能知道，但重慶的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朱紹良在1944年推測，約有3000千名有特務或叛徒嫌疑的年輕人被肉體消滅。王明後來在莫斯科作證稱（儘管其證詞難免帶有偏見），「在所有區一級單位裡，逮捕、吊打、毆打乃至殺人成為慣例」。負責運動的幹部會召集村民，命令他們排成一列，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敵特」或「叛徒」。認罪的人可以回家，不從者則遭受折磨並受到監管。其結果是，整風運動的打擊對象不再局限於投奔延安的年輕人，絕大多數當地民眾都被捲入其中。1944年12月，就連莫斯科也對康生清洗基層的手段之狠毒表示震驚。

毛也需要有經驗的領導幹部，但前提是這些人必須服從他的意志，向他表示臣服。為此，毛成立了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簡稱「總學委」），其成員都是他的親信，為首的是後來成為第二號人物的劉少奇。總學委接管了延安的一切事務，中共也由此變為毛個人獨裁的政黨。過去曾得罪過毛的高級幹部無一不遭到羞辱，被迫作自我檢討，並公開為自己的「錯誤」懺悔。周恩來就是其中之一，為了贖罪，他表示將永遠效忠毛，但毛認為不夠，又召開了一系列批判會，要求周當眾承認自己是「政治騙子」、缺乏政治原則。這種自我否定的過程極其痛苦，但周最終得以過關，成為毛的忠實助手，並下定決心以後絕不再與毛對抗。

與史達林不同，毛很少處決政敵，而是把他們納入麾下，時刻敲打，令其永遠聽命於他，並且通過不知疲倦的工作來證明對毛的忠誠。唯一的例外是王明，據稱他被慢性投毒，並遭到軟禁。直到1944年底，季米特洛夫出面替他求情，毛才放王明一馬。1956年，王明獲准前往蘇聯治病，之後再未回國，1973年在莫斯科去世。 （相關報導： 教育與史達林化─到莫斯科才了解什麼是共產主義：《克里姆林宮的 中國急先鋒》選摘（3）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馮客（Frank Dikötter），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米利亞斯資深研究員，並任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最新著作《紅曦照耀中國：共產主義征服中國的歷史》（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