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之間也會互相刺探，蒐集對方情報嗎？從近期美國軍方警告，以色列對美國的情報刺探愈來愈嚴重，似乎可以證實情報活動不限於敵對國家之間，盟國或友邦之間照樣彼此刺探。
或許差別在於，平時彼此對於對方的情報活動都心知肚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根據紐約時報報導，由於美國與以色列今年對於伊朗立場大不同，以色列刺探美方對伊朗談判的力道之大，已經讓美國政府內部受不了。
其實在冷戰時期，國民政府經常監聽美軍協防台灣的高級將領。根據已故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司令史慕德中將（Roland Smoot）生前透露，他到台灣上任後不久就發現，我方從他的官舍、座車到辦公室都裝有竊聽器，只是我方手法不佳，很容易被美軍安全單位抓出來，惟「中國人又把它們放回去」，且美軍把我方竊聽視為只是想蒐集一些小道消息的「友善的竊聽行為」。
1950年代美軍在台協防，美軍將領已知道我方在竊聽
紐約時報報導，美國五角大廈認為，以色列為了解美國在對伊朗談判的立場，加強對美情報蒐集，甚至監聽川普特使魏科夫（Steve Witkoff）、戰爭部副部長柯伯吉（Elbridge Colby）與負責中東事務的戰爭部助理副部長迪米諾（Michael P. DiMino IV）等人，這已經越過美方默許的底線。
史慕德當年來台時是美國海軍中將，他從1958年7月至1962年5月擔任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USTDC）的司令。他也是USTDC於1955年4月成立後，第四任美軍協防台灣司令。
USTDC直屬美軍的太平洋司令部（現在稱為印太司令部），地點在現在的台北市立美術館。
「美方安全單位每隔一陣子會清理竊聽器，但中方會放回去」
史慕德在1971年3月曾接受美國海軍學會（US Naval Institute）的口述歷史計畫採訪，其中記錄摘要在他1984年2月去世後，刊登在該年9月號的美國海軍學會月刊Proceedings，文章標題為「就我回顧：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
根據1984年9月發表的口述歷史摘要，史慕德回顧了他在台灣將近四年的經驗，其中提到1958年他們夫婦剛到台灣時，與蔣夫人互動的經驗，以及後來發現我方有監聽在台美軍高層。
「1958年7月我跟妻子莎莉抵達台灣，馬上被送到總統的招待所，有三間房間、四位僕人，我太太還有一位貼身傭人，我們在那裡大概住了五天。後來蔣夫人跟莎莉說，『我們有個地方，你們會想要住下來。』」
「我們未來的住處大約長100英尺、寬70英尺，有七間臥房，3~4個浴缸，還有好大的客廳。我從沒見過這麼大的房子，這裡可以俯瞰整個台北市，就在我們腳下2000英尺，委員長（蔣中正）則住在往上兩三個街區的山坡上。」
「我們肯定被監聽了，我覺得所有（美軍）高層軍官都被監聽。美方安全單位每一陣子就會掃描竊聽器，把它們清乾淨，但中國人會把它們放回去，這可說是一種友善的竊聽（friendly bugging）和了解。我們不認為這是特別對我們的刺探，而比較是要蒐集一些不經意的消息（casual information）。」
「中國人不會認為這麼做很糟糕，他們手法也不純熟，因為我們總能把竊聽器抓出來。」
防範我方竊聽，美軍將領「會互相傳紙條」
「如果我們不夠小心，在最安全的地方以外還在談論機密事務，那被竊聽到就是活該。」
「可以合理推斷，在我們的住處、座車、辦公室及其他地方，（中方）都有竊聽我們的手段，所以我們會互相傳紙條。」
「當然，美國軍方有3、4個地方是絕對安全的，包括我們總部在內，這些地方是不可能竊聽的，而且我們會定期做電子安全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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