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校園性別事件屢屢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根據媒體報導：「教育部最新統計，各級學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調查校園性別事件屬實案件之被害人人數，去（2024）年共有5,043件，與2020年2,566件相比，增加2,477件，幾乎增加一倍。」其中性騷擾事件被害人達4,577人，遠高於性侵害303人與性霸凌163人。
無論是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等各類型事件，都涉及不同的定義。因此當學校接獲校園性別事件的被害人、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以書面申請調查，或是有任何人依規定程序提出檢舉，學校就會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必要時，調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但行為人為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者，應成立調查小組，且其成員應全部外聘。」
校園性別事件已成為學校最優先處理的重大事件，目前學校所遭遇到的實際狀況如下：
一、校園性別事件通報激增，人力卻愈見吃緊
學校承辦性平業務人員，往往必須兼辦其他行政業務，或是還有繁重的課務要處理。面對繁瑣程序的性平案件，除了得承接當事人的情緒與需求，還要進行通報、書面通知、籌組調查小組、執行決議等工作。各項工作都有時效性，像是24小時內進行通報；20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2個月內完成調查，最多延長到4個月。
這些具有時效性且罰則極重的工作，全落在承辦人身上，讓承辦人承受極大壓力，甚至出現身心俱疲的狀況，還必須承受來自各方的責難。由於校園性別事件通報激增，如何增加人力協助處理，或是減少承辦人員的兼辦業務或課務，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課題。
二、性騷擾之案量暴增，但性騷擾案件的調查缺乏明確指引
近年來性騷擾事件的快速增加，幾乎已成為校園性別事件中的主角。根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的資料：「界定性騷擾最重要的因素，主要是被害人的感覺與意願，因此同樣一種行為發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其結果也會有所不同。」
雖然《性別平等教育法》對於性騷擾有兩項定義，但是台灣性平教育協會理事長王柏元指出：「實務的困難之處在於對案情的明確定義及界定」。就算外聘調查委員進行調查，由於委員本身並未具有法律專業背景，因此調查結果往往讓人產生缺乏公信力的質疑。如何建立性騷擾案件調查的明確指引，是另一個重要的課題。
三、案件不分輕重，小案大辦，不僅勞民傷財且激化校園對立
由於《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罰則很重，包括最高15萬元的罰鍰，甚至會被處以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等行政處分。故現今的校園，只要跟性別事件有絲毫關聯，一律予以通報；且家長只要申請調查，也幾乎都成案進行調查。這樣的處理方式，除了讓學校承辦人員耗費心力與時間，還要讓調查人員支領出席費及撰稿費等鉅額費用，更讓司法凌駕教育之上，對於校園氛圍造成重大影響。
尤有甚者，有心人士還會利用性平事件成為「投訴武器」，根據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的資料：「網路平台上甚至出現學生公然討論如何利用性平案陷害老師的攻略」。誠如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所言，如何「讓案件回歸學校的溝通輔導機制，用教育化解紛爭，而非用調查激化對立」。這是一個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
四、調查期間為免影響調查結果，無法對行為人與被行為人進行教育輔導
現行制度讓所有的校園性別事件一律進入通報系統中，原本這些屬於可以教育輔導方式進行即時處理的不恰當行為，包括：開玩笑、互動未拿捏分寸、誤會等，也必須等待至少2個月以上調查時間後，才可進行適當處置。
尤其是調查期間為避免影響調查結果，無法對行為人與被行為人進行教育輔導工作，只能做基本的管教、心理支持等，無法及時深入到學生真正的需要。等到2-4個月後，才依據調查報告建議給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心理諮商與輔導等措施，往往錯失了最佳的時機。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重要課題。
綜上所述，學校不應該成為校園性別事件的辦案場所，建議讓校園性別事件分級分流。重案如：性侵害、權勢壓迫、性霸凌及性騷擾造成身心嚴重傷害、高風險跟蹤等，由律師團體及司法機關處理。輕案如一般性騷擾及性平事件等，由學校協同諮商心理師及相關專業團體，進行教育輔導專業處置。 （相關報導： 誰才是殺死葉永鋕的真兇？玫瑰少年「3大霸凌內幕」一次看，揭露校園最黑暗的角落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諄筆群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