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借鑑西班牙自主之路 ─擺脫「親美、親中」的二分法框架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明確宣布，拒絕批准美軍所有涉及對伊朗的軍事飛行計劃，包括空中加油機支援任務在內，並指出美以聯合軍事行動違反國際法，西班牙絕不參與也不提供任何協助，充分凸顯西班牙的戰略自主性與獨立外交風格。

這樣的態度除了在官方政策層面可見，也延伸至民間社會。從影視作品到政論節目，藝人到政治人物的對外立場，無論在外交政策的方向、媒體報導的深度，還是公眾的文化表現上都有別於過往，展現出一種敢於批判、主動自我定義的文化氛圍，這不僅反映出西班牙內部政治與社會的成熟，也為其他國家，尤其是台灣，提供了值得觀察與借鏡的策略。

西班牙社會文化曾深受外來勢力影響，包括羅馬帝國，北非穆斯林與阿拉伯化政權、拿破崙時期的法蘭西帝國，以及20世紀的佛朗哥獨裁統治。並在1492年格拉納達陷落、收復運動完成後，開始全球擴張，成為近代最具影響力的殖民帝國之一，其殖民版圖涵蓋大部分中南美洲、菲律賓、加勒比海與北美部分地區。

「曾遭外族統治」與「身為全球強權」的雙重歷史經驗，使其社會對帝國主義、強權政治、外國干涉及民族認同等議題，具有特殊敏感性，並轉化為強烈的文化自覺。1975年佛朗哥獨裁政權結束後，西班牙社會快速進入民主化轉型期，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逐步落實，公民參與公共政治的意識也持續深化。

這種對權力、歷史與社會現實的反思，也長期體現在西班牙文學傳統之中。早在17世紀，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便以諷刺與荒誕的方式，挑戰當時社會對權威、騎士精神與現實秩序的既定認知，被視為西方文學中重要的批判與反思作品之一。進入當代後，西班牙文學則更加關注內戰、獨裁統治與歷史記憶等議題。例如哈維爾．塞爾卡斯的《薩拉米斯士兵》，便透過半紀實、半小說的敘事方式，重新審視西班牙內戰與佛朗哥時代留下的歷史創傷，探討政治、道德、人性與集體記憶之間的複雜關係。

21世紀後，大眾影視文化也展現強烈的社會批判性，重視歷史記憶，關注社會控制、資源分配失衡、制度壓迫、權力結構、人性矛盾、社會衝突，也更常從普通人的視角出發，對官方歷史敘事保持距離與懷疑，可以說兼具庶民視角與國際視野，反映出西班牙社會對國際事務的高度關注，以及對權力與宣傳敘事的批判能力。

例如電影《羊男的迷宮》透過奇幻敘事呈現極權統治下的恐懼與個人精神抵抗，被視為西語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反威權電影之一；《失業日光浴》刻畫經濟困境與社會邊緣群體的處境；《佈局》雖然是懸疑片，但呈現出西班牙影視中常見的『對敘事者的不信任』與『多重真相結構』；影集《紙房子》大量使用《Bella Ciao》等抵抗運動象徵，反映西班牙文化中高度政治化的大眾敘事能力；《平行母親》觸及佛朗哥時期的歷史清算問題，顯示西班牙影視界並未停止反思國家歷史。紀錄片與劇情片也經常探討移民、人權與國際衝突等議題。西班牙影視產業不避諱觸及國際政治，透過作品引發公共討論，已成為文化表達與社會反思的重要平台。 （相關報導： 黃錦鐘觀點：「川賴通話」是民進黨政府的期中考？ ｜ 更多文章 ）

這樣的文化氛圍進一步擴散至公眾人物領域。活躍於好萊塢與歐洲藝術電影的知名演員哈維爾·巴登（Javier Bardem）即為一例，他不僅經常出演涉及權力、人性衝突、社會邊緣人物與政治隱喻的作品，更公開批評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政策與美國的軍事行動，呼籲國際社會尊重國際法與人權，反映出西班牙的公民與藝文界能理性參與國際議題，對外交決策形成有效的輿論監督，進而影響社會價值取向。

與此同時，西班牙的政論節目與獨立媒體同樣扮演關鍵角色，勇於對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提出質疑，不盲從傳統盟友或強權國家的既定立場。這種深厚的批判性文化，促使西班牙民眾與政治人物在面對外部壓力時，能保持理性討論並做出自主判斷。

西班牙的政治轉型進程中，尤其是在社會民主黨、中間偏左政黨陸續執政的階段，逐步確立了面向國際強權的獨立外交姿態。國家領導階層在外交決策中展現出的自主性，也成為西班牙的核心特徵。例如在美國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期間，西班牙政府明確拒絕了軍事合作行動最低基本要求，包括進入權、駐軍權與領空飛越權；對以色列政策的批判態度，也印證了其外交自主性的持續深化。

而西班牙政治人物與媒體對以色列的批評，並非出於反美或反猶的立場，而是基於對國際正義、人權議題以及中東和平進程的理性關切。這一立場清晰展現了西班牙在全球議題上的價值主張，哪怕面對傳統盟友，也能夠依據國家利益與道德原則作出獨立判斷。而這些事件在媒體與社會輿論的廣泛傳播後，又更進一步加深了民眾對政府自主外交政策的認同感。

在對中政策方面，西班牙始終採取務實審慎的立場。隨著中國在全球經濟與基礎建設領域的影響力持續提升，西班牙在吸引中國投資與維護本國主權之間始終尋求動態平衡。比如針對中國的基礎建設投資、科技合作及經貿協議，會以明確的准入條件與透明的監管規範為前提，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市場而喪失政策自主性。這種策略不僅有效維護了本國利益，也展現出西班牙外交政策的成熟度與前瞻性。

對美政策則呈現出批判性與自主性。歷史上西班牙與美國在北約框架、經濟貿易及安全合作領域始終保持緊密聯繫，但近年來，西班牙在涉及中東、北非及全球軍事行動的決策上，持續展現出不盲從美國的姿態。比如拒絕配合美軍的軍事行動、公開討論美國全球干涉政策的負面影響，以及政治人物在國際會議中公開表達與美國不同的立場，顯示其外交政策的進一步成熟與自主性提升。

西班牙的文化環境與政治決策互為影響。社會對言論自由與批判性思考的高度重視，讓政府政策制定必須充分兼顧民意與國家利益；媒體對國際議題的深入分析與公開討論，形成了強大的輿論監督機制，也促使政治人物在外交決策中保持更高的透明度與理性。這種文化與政治的良性互動，讓西班牙能夠在全球強權的壓力下，始終維持政策的自主性，堅持國家利益優先的原則。

台灣媒體長期受各種主流敘事框架的影響，形成了穩固的親美或親中輿論結構，但台灣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威權體制下不可能存在的可能性，即任何人都可以透過自由的創作空間與開放的媒體環境，提升國人的批判性認知，逐步建立不以任何外部強權的好惡為行動準則的主體意識。 （相關報導： 黃錦鐘觀點：「川賴通話」是民進黨政府的期中考？ ｜ 更多文章 ）

不依賴任何強權，並不代表拒絕與其他國家合作。核心在於無論與誰合作，台灣都必須始終清楚自身的利益與價值底線。借鑑西班牙的經驗，台灣在軍事採購、國際合作與對外投資中，應當堅持透明規範與國家利益優先的原則，避免單純依賴某一特定強權。這不僅能提升台灣的國際談判籌碼，也能有效維護國內經濟與安全的主體性，而不是將自身的判斷力完全外包給任何盟友。

長期以來，台灣在聯合國體系之外的國際參與始終面臨結構性限制。然而，話語權的建立並不完全依賴正式的國際組織席位。秉持具體且一致的人權立場，對所有衝突中的平民受難者，無論其身處加薩、伊朗、緬甸還是其他任何地區，表達一致的關切，是台灣建立超越「親美」、「親中」標籤、擁有獨立道德話語權的可行路徑。

台灣需要像西班牙一樣，對美國及其盟友所主導的軍事行動中造成的平民傷亡，同樣表達明確的關切立場，而不是選擇性地只對政治上便於表態的受難者發聲。唯有不雙標的一致性立場，才能賦予台灣的人權主張應有的可信度。

西班牙近年的政治與文化發展，充分印證了國家在全球政治環境中追求自主性與理性判斷的可能性。其社會文化強調批判性思維與言論自由，媒體與政論節目對國際事件保持深入分析，政治人物在外交決策上也敢於表達獨立立場，最終形成了國家自主與社會文化相互支撐的良性格局。對台灣而言，西班牙模式提供了寶貴的啟示，透過培育文化自主性、強化媒體監督機制、推進外交自主進程、主動表達價值主張，台灣能在複雜的國際局勢中保持政策的理性與獨立，進一步強化國家競爭力與國際聲譽。

除了西班牙之外，我們也能在美伊戰事中看到巴基斯坦以非正式斡旋者的角色，協助推動美國與伊朗之間的外交對話渠道。這說明一個在正式外交體系中處於邊緣位置的國家，也可以透過長期的信任積累與主動作為，在大國博弈的縫隙中找到自身的獨特定位。

而台灣正好擁有若干可以轉化為外交資產的實質能力，包括醫療體系的專業水準、人道援助的組織能力、民主轉型的完整實踐經驗，以及在多元文化環境中形成的相對開放的社會氛圍。對加薩地區的人道援助、對黎巴嫩重建的專項支援、對伊朗民間社會的文化交流項目，這些行動都不需要以承認或不承認相關政權為前提，完全可以以民間對民間、人對人的方式開展，積累的是超越政治標籤的實質善意。

這種善意在短期內或許難以直接轉化為外交成果，但在漫長的歷史尺度上，一個國家所積累的道德形象，往往比某一時期採購的武器裝備，更持久地影響其國際處境。台灣的處境沒有簡單的答案。承認美元霸權與軍工複合體的利益結構現實，並不意味著台灣應當放棄自我防衛的能力；理解中國一黨專政體制的運作邏輯、對台灣構成的真實威脅，也不意味著台灣應當將自身所有判斷完全外包給華盛頓。

台灣需要清醒理解這個世界的運作邏輯，看清強權如何製造敵人以維繫霸權，戰爭如何被轉化為可持續的商業模式，以及無辜平民如何在地緣政治的棋局中成為被犧牲的代價。但這並不意味著台灣必須走向孤立主義，或陷入天真的道德潔癖。它真正要求的是一種更艱難的清醒，在必要的現實合作中，始終保有對合作對象的清醒認知；在尋求安全保護的同時，絕不放棄對自身價值的獨立判斷；在強權的角力之中，持續尋找並擴大台灣自主行動的空間。

過去數十年間，台灣在極為不利的國際條件下，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這一事實本身，已是對「小國沒有選擇」這一宿命論的最有力反駁。問題從來不是台灣是否有選擇，而是台灣是否有足夠的清醒、智慧與勇氣，去辨識並善用自己真正擁有的選擇空間。

台灣能夠正直、自主且良善地站立在世界上，這不僅是一種道德期許，它也可以是一種有效的戰略姿態。一個成熟的台灣，應該在任何衝突中，都以一致的標準關懷平民受難者。一個有尊嚴的台灣，應該在人道援助上主動作為，而不是只在政治上有利時才選擇發聲。一個真正穩固的台灣，應該在公民教育中長期培育批判性思維，能獨立理解世界，而非被任何單一敘事牽引。一個自主的台灣，也不應將自身命運完全託付於任何強權。

這樣的台灣，才能在國際社會中逐步累積真正持久的信任與道德資本。而這種長期累積的價值，往往不是任何軍購清單所能比擬的。這條路，比選邊站隊要艱難得多。但或許，它才是在這個時代，真正屬於台灣的未來之路。 （相關報導： 黃錦鐘觀點：「川賴通話」是民進黨政府的期中考？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軟體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