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誰先發現了臺灣石器時代的遺址？《島史未竟》選摘（3）

〈本島に於ける石器の發見に就て〉山田金治（一九三一）

山田金治是民族植物學家，他是最早有規模地記載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藥物植物利用情況的人，曾在一九三八年發表了臺灣第一部原住民藥用植物的專書—《高砂族調查書第六編：藥用草根木皮》，今日仍是相當重要的研究文獻。他於一九一三年起受僱於臺灣總督府，主要任職於林業試驗所，特別是在恆春林業試驗所待最久；戰後一九四四年返日，也是從恆春林業試驗所恆春場退職。山田金治長期在臺灣各地山林活動，關注原住民族生活與植物的關係，也對他們的歷史多留了一份心，因此記錄多處他所涉足地區的石器時代遺址，一九二一年曾撰寫一篇報導〈恒春半島及澎湖島にて發見せる石器時代の遺物〉。

雖然山田金治不是考古學或人類學者，卻也發現了一些史前遺址，並提出他的觀點。這一篇文章則是記載他所認知的臺灣石器時代遺址發現過程，例如他提到第一位發現臺灣石器時代遺物的人，其實是在植物園遺址採集到石斧的八木奘三郎，而不是我們一般所認知在芝山岩遺址發現石器的粟野傳之丞。然而，筆者遍尋山田金治先生所提到領臺後的《東京人類學會雜誌》各篇內容，並未找到八木奘三郎發現臺灣石器的記載，可能需要再進一步細讀相關文獻。

在這篇文章中，山田先生特別更正了一九二七年《大阪朝日新聞》的一篇報導—「在高雄州恆春郡耕定村海岸發現原住民的貨幣工廠」，他強調，自己曾多次在墾丁一帶進行調查與發現，並將墾丁遺址的發現追溯回他一九一二年在恆春一帶的諸多踏查成果，認為該報導已經是舊聞，而不是新發現，這件事記載在一九二一年書寫的〈恒春半島及澎湖島にて發見せる石器時代の遺物〉一文中。雖然鹿野忠雄在一九二九年的〈臺灣石器時代遺物發現地名表〉中列出發現者是尾崎秀真與柳鄉忠太，但筆者認為山田金治長期任職於恆春林業試驗所，四處遊歷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墾丁遺址的最早發現者是他的可信度非常高，而尾崎秀真可能只是報導者。另一個令筆者覺得好奇的是，不論《大阪朝日新聞》所指的是不是墾丁遺址，發現「貨幣工廠」這件事情值得筆者再去探索一番，所指的貨幣究竟是貝錢、銀幣還是銅錢？說不定是一個史前貝器加工廠？

當然，遺址的發現對考古研究而言是重要的起點，而由哪位仁兄首先發現的並不是重點，學者能夠深入「研究」遺址，進而復原古代文化的內涵與變遷過程才是考古學的目標。山田金治在文中也強調寫這篇文章的用意在於學者引用遺址發現報導的正確性，希望科學的研究能準確述明遺址的發現來源，而不在於他發現的功績。筆者感嘆，直到今日某些學者仍對於「誰」最早發現了某遺址或某遺物有著不可思議的關懷與強調，張口閉口「自己最早」如何如何……，熱衷於命名新的考古文化類型，不知是為了抬高自我價值，或深怕在歷史的名簿上遺落自己的大名，結果只是讓考古學的研究方向歪了樓、失了焦。 （相關報導： 回到新石器時代，拔這幾顆牙最時尚！考古最新發現：早在4800年前，台灣曾流行「禮儀拔牙」 ｜ 更多文章 ）

日治時期的考古遺址大發現時代，各領域學者們對所謂「石器時代」的發現與情報分享上，有種齊心協力建構對這片新天地認識的學術氛圍，即使是非常初步的認識都要發表一下，不論是官方要求或是個人興趣，那時候古代知識的建構並非考古學者或人類學者的專利。而今日的臺灣考古學，似乎只有被定義的殿堂裡的考古學者才握有發言權與研究權，往好的方面來看，這門學問走向更加審慎與專業化，但是某種程度上卻也把這門學問關進象牙塔，成了別人碰不得、民眾視之為開發阻礙的燙手學科。當然這是個歷時百年的複雜問題，必須從相關法規、各級教育、文化行政、社會氛圍等方方面面切入與扎根，但是不論如何，臺灣考古學有必要走向專業，也必須走向公眾，而公眾考古學也不只是出出童書、考古發掘現場導覽、辦辦AR（擴增實境）、VR（虛擬實境）互動式展覽這麼單純的事。

譯文

關於本島石器的發現

山田金治

文獻出處：山田金治（一九三一）〈本島に於ける石器の發見に就て〉，《南方土俗》，卷一，三號。

（一）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五月九日，筆者參加了在臺日樓舉行的臺北帝大史學會例會，獲得機會聆聽宮本延人先生關於在本島發現的石器、陶器及遺址的演講，獲益良多，在此由衷感謝。一直以來，在本島雖然已有幾篇相關研究，但許多調查不夠完整，且往往局限於單一地區，或偏重在文獻上的考證，或者是流於單純興趣性的討論，甚至在與實證對照的科學中，將事實傳達錯誤的情形，以科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很是遺憾。

（二）

筆者所知的範圍內，在本島發現的石器及陶器相關文獻是在統治臺灣後不久，《東京人類學會雜誌》刊登八木奘三郎在現今植物園採集到石斧的報告。接著在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七）《地學雜誌》輯一一／一二一號刊登鳥居龍藏在中南部的蕃地探險期間，於高雄州恆春郡下阿朗衛附近採集石斧的紀錄。此外，還有森丑之助（《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一二六號、《臺灣時報》八五號）、原田正彥（《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一六九號）、佐藤傳藏（《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一七九號）、伊能嘉矩（《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二五九號）、宮原敦（《東京人類學會雜誌》卷三四／四號）等。近年森氏在大正九年（一九二○）一月一日發行的《臺灣日日新報》，刊登了當時臺北博物館館長田阪千助的文章〈史前時代的臺灣〉，還有在《臺灣博物學會報》卷一七／九一號上河野廣通撰寫的〈臺灣山地古代民族的遺物〉，另外，最近宮本氏於本誌一號發表〈花蓮港花岡山的發掘結果〉，以及鹿野忠雄在《史前學雜誌》卷一／五號和卷二／二號發表的〈臺灣石器時代遺物發現地名表〉。筆者也在《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十一年（卷一一）五五號誌上公開發表〈恆春半島及澎湖島上發現的石器時代遺物〉。

以上的文章中，森氏以全島的遺物、遺址為主，原田、佐藤、宮原氏等以圓山貝塚為主，相對於伊能氏以澎蕃島4發現的石器為主，河野氏以臺中州下新高郡的蕃地「イパホ」（Ipaho）附近採集到的石器論述，無論是哪一篇，在本島的學術研究上都是珍貴的文獻。

（三） （相關報導： 回到新石器時代，拔這幾顆牙最時尚！考古最新發現：早在4800年前，台灣曾流行「禮儀拔牙」 ｜ 更多文章 ）

筆者第一次在恆春郡大板埒與墾丁寮之間的赤牛溪畔的路邊發現石器與陶器，是在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十一月十九日，當時採集的石斧註記了採集年月日，現在陳列在臺北博物館，確實是筆者在本島首次發現並採集到的物品。後來在恆春林業試驗所分所工作時，曾在此地嘗試採集很多次。分別是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八月三日、四年（一九一五）二月二十七日、三月十四日、四月十一日、八年（一九一九）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九日及十四日等，採集品包括磨製石斧、石箭頭、石刀等，其中也有與日本本土遺址所發現的石刀完全不同型式的石刀，形狀近似現代日常使用的菜刀，這種形制在本島很常見，但在日本卻很罕見。此件亦贈予臺北博物館，現陳列於歷史室的石器區，讓好學之士欣賞。另外，也採集了「板岩」製的石箭頭。在圓山貝塚發現很多這類的物品，其他地方似乎沒有，僅只發現一件而已。過去曾一度認為石鏃為圓山貝塚特有的遺物，但實際情況應非如此。已有明確記錄顯示，本島南端墾丁寮赤牛溪畔的遺址亦曾出土石鏃，故可據此加以修正。另亦發現石斧與陶片等遺物，但未見特別珍稀之器物。

至於陶器，可能因原料土質的差異，或燒製方法較為拙劣，不如日本所見的遺物來得硬質且精巧，多為薄胎樣式，讓人聯想到彌生式陶器。

就像筆者在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十一月十九日於恆春郡墾丁寮赤牛溪畔遺址的首度發現，最近這裡發掘出人骨，立刻震驚學界，並計畫列入本島史蹟名勝7，聽聞此消息，為學界感到不勝欣喜。之前在昭和二年（一九二七）五月一日發行的《大阪朝日新聞》上曾經看過一篇「在高雄州恆春郡耕定村海岸發現原住民的貨幣工廠」的報導，恆春郡並沒有「耕定」這個地名，可能是誤植，如果那裡的原住民遺址就是筆者所說的赤牛溪畔，就不該說是「發現」什麼新的東西的報導，因為十五年前就已經發現了。在《臺灣博物學會會報》五五號誌上也有詳細刊載，為了不誤導學界，再度於此說明這不是昭和二年（一九一二）的新發現。但是否為報導者所說的貨幣製造工廠，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除了前段所述墾丁寮赤牛溪畔的發現之外，筆者亦曾在恆春半島高士佛山中林業試驗所分所的試驗地採集到一件精巧的磨製石斧。又於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七月二日，自「スポン」（Supon）出發，橫越恆春半島的蕃地前往龜仔角時，在林業試驗所分所舊母樹園內採集到一件大型磨製石斧。其後遍尋龜仔角山中，但僅只發現這一件，反而更值得注意。筆者並將此與先前在赤牛溪畔所發現的遺物一同展示，詢問龜仔角社的蕃人，然而他們對這些物品並不知情，也未見於相關的傳說故事之中。

最近鹿野氏在《史前學雜誌》中刊載的遺址遺物發現地名表中，報導筆者於龜仔角發現石器，並且以參考文獻的名義引用在《臺灣博物學會會報》，但筆者發表的是赤牛溪畔與澎湖島的報告，將其歸在龜仔角是鹿野氏的錯誤。這件事甚至還跟前一段所述的《大阪朝日新聞》報導一起誤導了學界。因為會將錯誤流傳到後世，這是從事學問最須謹慎的地方，特別在此更正。此外，對於鹿野氏在閒暇之餘還能閱讀筆者在臺灣博物學會的拙作深感光榮。

以上是筆者自己在恆春半島發現及採集的物品；此外，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一月四日，住在屏東的正木輝雄在楓港往牡丹路的路旁發現遺址，並採集了精美的磨製石斧，此件採集品現由筆者保存。再加上鳥居龍藏氏在阿朗衛附近採集石斧等事實，證明恆春半島的石器以點狀散布，並存在著遺址，這與下段所述澎湖島的石器發現，一起成功推翻過去森氏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一二六號中提出，自下淡水溪以南到澎湖島並無發現石器的論點。

（四）

在澎湖島發現石器是在明治四十年（一九○七）中，小西成章在澎湖青螺鄉發現打製石斧，眾所皆知，伊能嘉矩發表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五九號誌上。之後在大正三年（一九一四）三月到澎湖出公差，三月四日在良文港之外兩個地方共採集三件大型石斧，加上小西氏的採集品，才知道森氏的斷定有誤。在良文港的採集品已贈送給博物館陳列，讓好學之士欣賞。 （相關報導： 回到新石器時代，拔這幾顆牙最時尚！考古最新發現：早在4800年前，台灣曾流行「禮儀拔牙」 ｜ 更多文章 ）

在海洋中的一座孤島—澎湖發現石器，證明以前這裡也曾有原住民居住。關於這一點，鳥居龍藏氏早在《東洋學藝雜誌》卷二○／二六四號中，便引用汪大淵所著《島夷志略》關於澎湖的記載，其中一節描述居住在島上的蕃族風俗：「男女穿長布衫繫以上布煮海鹽釀」，藉此加以論述。姑且不論這個說法是否正確，透過發現石器，可以確定鳥居博士的論點。

現在有許多原住民居住的臺灣本島和紅頭嶼，發現石器、陶器已經不是很特別的事了；今天在沒有一草一木的海上孤島—澎湖發現石器，在人類學及史前考古學上是很新奇的，那些石器是現居臺灣的原住民留下來的，還是與占據隔著一片海洋的海南島或大陸華南地區的畬、黎、苗等族有關，抑或與南方菲律賓群島的蕃族有關，研究這些問題是現今學界最在意的，所以在澎湖發現的石器是極為重要的資料。

說到畬族，筆者還住在東京時，看過鳥居龍藏氏介紹他在北京所找到人種學方面的珍貴文獻〈以人種學所見之皇清職貢圖〉，文中有記載關於苗族與畬族的內容。另外，在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東京人類學會例會中，聆聽了山崎直方博士去廣東探訪畬族的演講。從此之後，海南島的黎族等族與臺灣的蕃族之間的關係，成為筆者腦中無法忘懷的問題。筆者因為感興趣，而拜讀了本誌二號所刊登久保博士的文章中提及畬族的章節。

（五）

除了上述的地方之外，筆者自圓山及植物園開始，在臺北州文山郡的冷水坑（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十一月四日）、海山郡大藔（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九月二十五日）、新竹州大溪（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十月十一日）、大湖郡Tapirasu（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八月九日）、大坪林（昭和五年〔一九三○〕六月六日）、臺中州能高郡Baibara（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二月五日）、東勢郡Kurasu（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十一月二十四日）、高雄州屏東郡Chimuru社（昭和五年〔一九三○〕九月二十七日）等地採集了石斧。其中Baibara、Kurasu、Tapirasu等地打製石斧散布的數量非常多，這在日本是沒有出現過的現象，筆者在東京近郊的遺址未曾體驗的事情。特別是Kurasu到佳保臺之間，可以說是散布了無數的石斧。

筆者所採集的石器當中，從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到十三年（一九二四）的採集都捐贈給臺北博物館，到現在仍陳列著。之後的採集品全部自己保存起來，提供給相同領域的學者作為研究資料。

以上是筆者就所知範圍內於治理臺灣後所發現的石器，由八木奘三郎發起研究開端，最近宮本氏在花岡山的發掘和宮原氏在赤牛溪畔的人骨發掘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逐漸走向科學化，這對臺灣的學界來說是值得慶賀的事，今後同領域的學者輩出，希望能夠解開在史前考古學上所留下的諸多重要疑問。 （相關報導： 回到新石器時代，拔這幾顆牙最時尚！考古最新發現：早在4800年前，台灣曾流行「禮儀拔牙」 ｜ 更多文章 ）

＊作者邱鴻霖（編譯／研析），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日本九州大學博士（考古學專攻）。本文選自作者編譯之著作《島史未竟：1895-1945臺灣考古拾遺》（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