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帶領由美國高科技與金融界組成的龐大企業代表團訪問中國，成員涵蓋了蘋果執行長庫克、輝達執行長黃仁勳、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Meta 總裁麥考米克等以及高盛、花旗、波音與美光等企業首腦。這顯示了隨著美伊戰爭趨緊、中東局勢惡化，中國不斷擴張武力、亞太情勢緊繃，美中貿易、科技與戰略競爭愈趨激烈之際，川普政府擬透過兩國經貿模式的調整以及中國市場的開放，提升「交往政策」的功能，期能藉由大陸經濟的發展改變中國的政經結構，進而改善兩國的關係，降低緊張的國際情勢。
然而，美國過去40年對中「交往政策」，中國並未如美國期待改革政經結構，反利用自由民主重塑有利於中國的國際體系，並透過經濟、政治與軍事力量的成長，脅迫許多國家，損害美國利益，破壞世界各國主權與尊嚴。回顧20世紀後期迄今的全球化時代，中國因地廣人多，利用全球化產業分工趨勢，在開放市場後，因其廉價的勞工與廣闊便宜的土地，國際競相前往投資，中國乃成為世界工廠，經濟起飛、強勢崛起。
台灣在全球化潮流中，也因大陸的吸金效應，導致傳統產業空洞化、高科技產業技術與人才外流，造成產業轉型困難。在全球化潮流中，美國起初一直在「交往與圍堵」拉扯中，執行對中政策；及至柯林頓時代，為了擴展大陸市場，改採對中國積極交往的政策，期待中國經濟發達後能往民主改革方向邁進，強烈壓縮了民主台灣的國際空間。當時美國協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獲取美國最惠國待遇後，卻不遵守自由市場規範，以盜竊美國智慧財產權等不公平貿易手段，發展經濟，嚴重傷害美國內經濟發展。
中國強大後，不理性的民族主義反而高漲，習近平上任後，不斷擴增國防武力，威脅到亞太區域的和平穩定，並加強對台灣的武嚇與和平統一攻勢，更以鋭實力干涉民主國家的運作。中國的窮兵黷武違背了全球化世界各國應相互扶持的理念中國的強勢崛起與軍力擴張，破壞了維繫全球化運作所需的軍事平衡體系，引起了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戒心。因此，川普首次就任總統後，將美國與中國的「建設性關係」改為「戰略競爭」關係，並借重台灣在亞太地區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將台灣納入印太戰略體系，以抗衡中國的軍事擴張，維護區域勢力的均衡與穩定；拜登上任後亦延續川普對中抗衡的政策。
在產品安全方面，中國因為脫離西方文明幾十年，現代化的基礎嚴重不足，無論是資本市場的法制規範或是現代企業品質維護機制都不健全，其所產製的毒奶品、黑心玩具等，重創全球消費者的安全與健康，嚴重破壞了全球化體系所建構的消費安全網絡。川普首任總統與拜登總統任內，美中貿易戰衝擊中國經濟，不僅暴露了中國不遵守全球化自由市場規範的缺失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脆弱，且傷及全球供應鏈，台商及美國等外商紛紛撤離大陸，回到本國與其他地方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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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因以獨裁封閉手法處理疫情，不僅導致新冠肺炎蔓延全球，更肆虐橫行於中國，重創國內經濟，迄今經濟仍未完全復原。相對中國的封閉、未能防制疫情向外擴散以及品質低劣的醫療用品出口，台灣卓越的防疫表現以及援助世界的高品質醫療用品，其中所彰顯的優質民主體制，已成為全球典範，在中共傷害全球公衛與經濟安全網絡，影響各國人民生存時，民主台灣與極權中國，已形成強烈的對比。
因此，在川普展開第二任任期，後疫情全球政經結構改變，美政府要求各國提高在美國的投資，並加速發展半導體、AI等高科技產業時，正是我國以民主擴展外交，重整經濟結構，不再仰賴兩岸經貿，連結美國新經濟產業，推動經濟轉型的好時機。在此利我情勢下，台灣藉由稱霸全球的半導體產業所帶動的經濟自主力量提升，以及國人台灣認同意識的提升，在外交擴展上，將更有能力擺脫中國「一中」的箝制，往突破國際社會「一中政策」方向邁進。
在各國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結構遭到中國破壞後，後疫情時代將是民主自由體制跟極權體制的終極對抗。美國突襲極權國家委內瑞拉、活捉馬杜絡，切斷了中國在中南美洲最重要國家的佈局，未來將產生骨牌效應，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親中國家將靠向美國。
川普活逮馬杜絡後，美國配合以色列，猛烈轟炸伊朗，炸死獨裁者哈米尼。伊朗也是中國的重要盟友，盛產石油，美國未來如能推翻伊國獨裁政權，很可能會禁止伊朗輸出石油給中國。川普斬斷中國重要的石油供應管道後，將嚴重衝擊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與國防力量。未來美國每年擬增加國防預算至1.5兆美元，並加強美日同盟與菲律賓、南韓、澳洲等的軍事合作，強化第一島鏈抗中力量，在在顯示美國重建新國際戰略結構是以對抗中國為主。
但在經濟方面，美國是採取「軟硬兼施」的競合戰略。川普政府一方面加強高科技機敏技術與先進製程半導體、AI晶片等的出口管制，嚴防中國藉由高科技提升國防戰力外；並藉由高關稅，跟中國大打貿易戰，以保護本國企業，增強美國的經濟產能。另一方面，川普此次率領那麼多的重量級企業家訪問中國，意圖加強跟中國的經貿合作，促使中國開放、擴大市場，除了可提振美國的產業與經濟外，亦可促進中國的經濟更為發達，藉由更多中產階層的產生，促使中國社會更多元化，走向開放改革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