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檔案解密，再度掀起社會對威權時期情治體系的討論。有媒體披露，國民黨政治人物鄭麗文之配偶曾遭情治單位吸收為校園「運用人員」，引發輿論譁然 。這類事件並非首次，早在2021年，前立委黃國書承認曾任線民，即重創其政治生涯。然而，比起個別人物的過往，更值得深思的是：當「線民身分」被公開並政治化，是否已觸及國家安全的底線？
在威權時期，情治機關大量布建線民，形成龐大的社會監控網絡，規模曾高達數萬人。這段歷史正是今日推動轉型正義的重要基礎。依據《政治檔案條例》，相關檔案應逐步開放，以還原歷史真相、釐清責任 。但「公開」並不等於「無差別揭露」，尤其當涉及情報運作邏輯時，更需謹慎拿捏。
情報工作的本質，在於「信任」與「保密」。無論是民主國家或威權體制，情報來源一旦暴露，不僅個人安全受威脅，更會破壞整體情報網絡的運作。這也是為何多數民主國家，即便進行歷史解密，仍會對線民或協力者身分採取高度保護。例如美國在處理冷戰時期中央情報局（CIA）相關檔案時，即便解密文件，也常對關鍵人名進行遮蔽；德國在處理東德史塔西（Stasi）檔案時，亦設有嚴格的閱覽程序，避免對第三人造成二次傷害。
反觀臺灣，當前部分檔案揭露的方式，卻逐漸從「制度性還原歷史」，滑向「選擇性政治攻防」。一旦線民身分被當作鬥爭工具，不僅模糊了加害與被害的界線，也可能讓當事人承受不成比例的社會壓力。更嚴重的是，這會對現行國安體系產生寒蟬效應：未來若有需要布建協力者，誰還願意在多年後承擔被公開、被標籤的風險？
國安工作並非某一政黨的專利，而是國家長期運作的基礎工程。無論哪個政黨執政，都不可能完全放棄情報蒐集與滲透防制。若社會形成一種氛圍：凡曾協助國安工作者，終將被揭露、批判甚至羞辱，那麼受損的，將不只是個別政治人物，而是整體國安體系的可信度與可持續性。當然，這並不意味轉型正義應被否定。相反地，正因為歷史需要被記錄與反省，更應建立清楚的界線：哪些屬於公共利益下的必要揭露？哪些涉及個人隱私與現行國安風險？是否應設置更嚴謹的審查機制，而非任由資料在媒體與政治場域中流動？
轉型正義的目的，在於修復社會，而非製造新的裂痕。當檔案公開淪為政治工具，帶來的將不是正義的實現，而是國安體系的鬆動與社會信任的崩解。歷史可以被檢討，但制度不應被犧牲；否則，我們所面對的，恐怕不只是過去的陰影，而是未來的風險。 （相關報導： 鄭南榕史料驚曝「新潮流大姊大」是黨國線民 邱義仁：我不驚訝，但不相信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法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