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嘉宏觀點：制度導向的附庸還是民主的主體？論安全合作中的「自我噤聲」與共識危機

一、 誰在乎公共論辯的主體性？

近來圍繞國防預算與軍事採購的公共辯論，映射出一種值得警惕的深層論述結構。這類說法主張：在涉及對外安全合作時，應優先採取「制度（外部環境既有的強權框架）導向」的理性，避免將內部政治的質疑帶入國際合作流程，以免增加溝通成本。

在行政部門提出高額預算後，立法部門出現典型拉鋸：一方強調民主監督的必要性；另一方則提醒內部爭議可能影響「對外安全合作的推進」。值得注意的並非誰在政治上「比較正確」，而是論證重心的轉移：「維持制度（對外）順暢」被提升為最高標準，而民主爭議則被視為應予避免的變數。儘管台灣以小事大是個絕對難以否認的事實，在怎麼不想面對之下，這種「少監督即是成熟的外交」的邏輯，正試圖將「自我噤聲」常態化、病態化。

二、 被武器化的「專業」與「制度守門人」

這類論述的核心策略，是將「民主監督」與「國家安全」本來合衷一致的，加以人為對立。軍購預算透過強調技術細節與制度門檻，質疑者被描繪為「外行干擾者」。這種「去政治化」操作，要求公民放棄對重大風險的判斷權。然而，我們還是必須看清盟友制度的真實運作。回顧 1979 年斷交以來，美國對台政策的實質支撐——法律、預算與軍售——往往來自國會，而非僅靠白宮。台灣關係法便是國會主導立法，築起不易被單一總統撤回的安全網。有練達的外交官員在臉書引用學說分析，美國外交決策如同同心圓：總統與國安幕僚居核心，外圈則是國務院、國防部及擁有立法與預算權的國會。1995 年李登輝訪美，正是國會以壓倒性民意迫使行政部門轉向的經典例證。而今日AIT處長谷立言（Raymond Greene）或參院軍委會議員Wicker的發聲，本質上是美國「制度守門人」對台灣防衛意志的同步檢驗。若我們將這些制度性的警示單純視為「干涉內政」或貶低其官階身分，反映的是台灣對外部「制度框架」運作的深度誤判。

三、 權力不對稱下的「病理式適應」與認知盲點

在國際政治中，台灣處於弱勢。但真正的病理現象是弱勢一方主動內化強勢者的利益視角。當論述要求在野政治人物「不要讓對方為難」時，這是一種被動內化的「馴化認同」。其錯誤在於誤以為高度順從能換取穩固安全；可是，現實顯示，缺乏主體利益堅持的夥伴，最容易先被掏空再被犧牲。當台灣社會在承擔財務成本與戰爭風險的同時，連「質疑」都被視為「不專業」，這已不再是合作，而是制度性依附。更危險的是，台灣內部對國家安全陷入嚴重分歧。這種缺乏朝野共識的現狀，使我們在面對美方清晰的制度架構時，顯得格外脆弱。台灣常陷入邏輯雙標：一邊斥美官干內政，一邊對他國威脅卑躬屈膝。原則應是一貫的：拒絕不合理施壓，但必須理性回歸盟友的安全警示與指引。

四、 主體性的重構：理性不等於順從

真正的理性，是在承認現實限制的同時，堅持政治共同體的主體地位。監督不是噪音，而是對錯誤決策進行修正的避險機制。日本的經驗顯示，企業投注本錢、盟友（國）投入政策，這份紅利源於國家的「穩定性」。反之，政策搖擺將失去信任。為了化解僵局，台灣需要構思三層級的朝野共識：

1.資訊對稱建立共識制度化：建立跨黨派秘密簡報，在相同充分的情資下討論威脅，消除黑箱疑慮，政黨休兵。

2.區分戰略與手段：認同「強化韌性」是台灣戰略共識，將競爭限制在價格、效率等執行手段，而非全盤否定國防需求。

3.複數代表制的國會外交：跨黨派共同參與美方訪團接待，直接聽取對方制度守門人的真實顧慮，而非透過執政者自信、自認卻被疑慮的行政翻譯機。

五、拒絕角色錯亂的護航

當社會開始「替他國國家利益辯護」並審查質疑者的動機時，是主體性流失的警訊。一個有尊嚴的政治共同體，不應以「不讓強權不舒服」為榮。我們不需要政黨大和解，但需要一套「政黨之間暫行的國防休兵協議」。在國境線之外，台灣不應因內部紛歧成為不可預測的風險。保護國家安全，靠的是讀懂體制、講清道理，以及那份不可或缺的朝野默契。我們應拒絕以自我噤聲為代價的安全合作，在「體諒盟友」的修辭下，重新找回為自身利益發聲的勇氣與能力。 （相關報導： 「不要拿美國來嚇我們」！柯文哲怒批民進黨拿美國當藉口：軍購預算會直接和華府溝通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輔英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