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是華人社會難得長出民主自由果實的國家，我們以此為榮，但當他的憲政體制出現危機，使得社會出現嚴重之對立，該從何下手解決？
12月15日，行政院長卓榮泰召開記者會，宣布不副署立法院所三讀通過，且行政院覆議失敗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可謂為我國憲政史上少見的案例，而這也繼續了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兩相對抗，持續了當權者不願分享權力的堅持。加上去年的國會改革、青鳥行動，年初的大罷免，政治對抗層層堆疊，社會對立也隨之升高，已到達近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實際上，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正是地方層面推行去中心化（權力下放），讓地方政府擁有更多行政與財政自主權，在制度設計上可使中央與地方的相對權力較為平衡。
賴清德上任至今，使當前社會對立還呈現出三項值得警惕的現象：
其一，政治人物透過情緒動員與民粹語言，加劇選民間的政治極化；
其二，執政者在民意結構不利的情況下，對國會多數決的正當性產生抗拒；
其三，公共討論逐漸被簡化為路線對立，使政策理性空間持續被壓縮。
我認為要解決政治、社會對立的方式，關鍵雖在當權者，但國會仍可依在野黨多數之優勢，提出中間且被大眾或特定群體所接受的法案，如：近期討論的青年基本法，由藍白率先提出了18歲公民權入法，而迫使民進黨支持。因此，若要思考如何解決台灣政治與社會對立之問題，不是更大聲的反對者，而是要思考如何做一個更可靠的替代者。
申言之，如同Hannah Arendt所說，權力源於人們共同一致地行動，而非彼此壓制。不見得要陷入執政者所設計的民粹陷阱，在野黨可以開創一條理性討論的形式，將法案於公民宣講訴諸民意，或許能讓民進黨回防政策討論的範疇當中，也能使在野黨避免一直被民進黨攻擊為毀憲亂政。
相反的，執政者是台灣現今社會對立的當然因子，長久以來的民意調查都顯示他們有將近40%的鐵板一塊支持。當他們思考應以蒼生為念之時，執政上的方向調整都是必然要處裡的。兩岸關係就不應如此，正可以趁海基會董事長更替後開始研擬開放交流，現在過度的擔心中共統戰，反而是小看了台灣人的民主意識。無論是兩岸關係、對外戰略或內政改革，保留政策彈性與溝通空間，往往比單一路線更有助於社會穩定。
台灣的政局可說已空轉一年半，無止境的覆議、社會運動、大罷免再到現在的挑釁倒閣，造成難以弭平的社會對立，雖然本文提出了相關作法可由在野黨、執政黨參考，但真正能化解對立的，不會是短期動員，而是制度內持續運作的對話與妥協，這是需要執政黨讓步的。不過短期內能凝聚國人同胞的，可能也只有即將到來的WBC世界棒球經典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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