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一上台,就同時站在兩個風口上:一個是對中國的安全政策,特別是「臺灣有事」到底會不會觸發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另一個則是象徵層次同樣敏感、對內對外都高度爭議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北京近來刻意升高對高市的攻擊,把她描繪成「極右」「好戰」的政治人物,外界自然會問:在這種壓力之下,她會不會在靖國問題上軟化,甚至主動讓步?我的回答是:戰術調整的機率有,但在原則上退卻的機率並不高。
要理解這個問題,得先看靖國在高市政治身分中的位置。對很多日本政治人物而言,靖國是可以拿來「用一次、收一次」的象徵工具;但對高市來說,靖國更像是她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她長年公開支持參拜,多次強調悼念戰亡者是自己的「政治責任」。這不是臨時起意的姿態,而是她在保守陣營累積支持與辨識度的核心要素之一。如果她在這個問題上大幅退卻,不只是向中國示弱,更等於切斷自己與保守支持者之間的共同語言。
同時,高市被普遍視為「安倍路線」的繼承者。從強化自衛隊能力、修憲議題,到對中國的警戒,她都延續甚至強化安倍時代的政策軸線。靖國神社在這條路線中,雖然實質政策效果有限,卻象徵著對戰後體制與歷史敘事的一種反省與抗衡。對保守派選民來說,能否不在靖國問題上退縮,是區分「堅定領袖」與「妥協政客」的測試點之一。這也使高市在靖國問題上,比過去一些更重視國際形象的首相,有更少「輕易讓步」的空間。
不過,這並不代表她完全不會調整。事實上,高市在成為自民黨總裁、準備上台之初,便曾在敏感時機刻意避開實際參拜靖國,而改採奉納供品、由黨內其他人士代表致意的做法。這種做法既維持了對靖國的象徵性連結,又避免在外交敏感期製造新的爭議。這顯示她不是逢祭必到的直線型政治人物,而是懂得在「原則」與「時機」之間做戰術安排。所謂「有可能讓步」,很大一部分指的就是這種形式和節奏上的調整,而不是永遠放棄靖國。
北京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點對她升高攻擊?《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華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最近的投書提供了一個相當清楚的視角。他指出,中國這次之所以把高市在國會上對臺灣的答覆,從可以例行抗議的小風波,刻意拉高成一場外交與輿論上的全面圍攻,有兩個目的:一是延續中國共產黨慣有的霸凌傳統,以恐嚇與羞辱來試探新領袖的底線;二是趁高市尚未完全鞏固權力之前,先削弱她的威信與執政能量。
米德在文章中提到一句話,我認為非常值得臺灣與日本社會一起記住:「若不奏效,中國隨時可以改採較不對抗的作法。」這句話說穿了就是:北京習慣先用成本最低、聲量最大的對抗手段試水溫。如果對方退縮,那就是一場成功的威懾示範;如果沒有效果,最多只是收回一部分攻勢,換個較溫和的姿態繼續往前走,損失並不大。靖國問題,剛好就是一個適合用來測試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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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t doesn't, China can always switch to a less confrontational approach.
以近期美國國務卿 Rubio 的中文譯名為例:在臺灣,多數媒體與官方文件目前還是叫他「馬可.盧比歐/盧比奧」;但中國官方這邊,早期一直用的是「盧比奧」,到 2025 年他當上國務卿之後,外交部與官媒新聞稿就悄悄把譯名統一改成「魯比奧」,引發很多外媒與中文輿論嘲諷說這是在幫自己找下台階,「被制裁的是盧比奧,不是魯比奧」。對北京而言,這種在話術與形式上做微調、為自己預留退路的操作,和在靖國、臺灣等議題上透過壓力測試對手反應的邏輯,其實是一脈相通的。
從中國的角度看,靖國神社兼具三重功能:在國內可以刺激民族情緒,鞏固政權正當性;在對日關係上可以當作隨時拿出來用的壓力槓桿;在區域政治上,則能讓周邊國家一次又一次公開表態。在這樣的框架下,高市如果在靖國問題上大幅讓步,等於向北京證明「戰狼式壓力確實有效」,後續在臺灣、南海甚至核武與軍備的議題上,北京都會更有誘因加碼使用同一套劇本。
反過來說,高市如果完全不顧國際氛圍,在最敏感的時點高調參拜,也難免會讓部分日本民眾、盟友國家感到為難,特別是那些既擔心中國軍事擴張、又期待東北亞保持穩定的中間選民與合作國家。於是,她較有可能採取的路線,是在原則上不退卻,但在形式上保持彈性:例如避開 8 月 15 日這類高度敏感的日子,改用私人身分或低調時段參拜;又或者以奉納供品、由代理人代為參拜的方式,降低外交衝擊。對北京來說,這當然可以被解讀為「你還是退了一點」;但對她的保守支持者而言,仍可被視為堅持原則,只是調整策略。
從日本國內政治來看,高市的執政基礎本來就建立在更鷹派的安全立場上。公明黨拒絕與她共組聯合政府,使她得以與路線更接近的政黨合作,這意味著她背後的政治聯盟,本身就期待她在對中政策與安全議題上展現強硬,而不是不斷尋求妥協。她自己又公開以柴契爾作為榜樣,被媒體塑造成「日本版鐵娘子」。在這樣的設定之下,若她在第一輪與北京的交鋒中,就在最象徵性的靖國問題上顯得軟弱,未來無論在修憲、防衛預算或對台政策上,都很難服眾。
更重要的是,區域安全環境本身也在急遽惡化。中國正推進史上速度最快的核武擴張與軍備現代化,美軍與自衛隊不斷強化在西南諸島周邊的部署,台海局勢愈來愈被視為實際而非假設的風險。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社會內部即便仍然存在希望「不要刺激中國」的聲音,但同時擔心「一直退讓會不會反而招致更大危險」的焦慮也在升溫。靖國神社之所以被保守派視為「不能再退的一條線」,正是因為它承載的不只是歷史記憶,更是對當前擴張威脅的一種心理防衛。
綜合上述,我會將局勢拆解為三層:在任期內完全不再表達對靖國的支持,機率極低;做出公開承諾「任內不參拜」,機率偏低;在特定年份或壓力較大的時點,改採奉納供品、低調致意、或非 8 月 15 日的方式處理,機率則不小。換句話說,她有可能在節奏與形式上退一小步,但不太可能在原則上做出足以讓北京宣稱「獲得勝利」的大讓步。
對臺灣而言,觀察這場攻防,最重要的不是站在情緒上去論斷誰對誰錯,而是看清楚中國在區域內測試各國紅線的慣用手法:先用聲量最大、成本最低的方式試探,如果成功,就變成往後可以重複套用的劇本;如果失敗,就如《華爾街日報》投書所說,隨時可以改採較不對抗的姿態,把精力放到其他戰場。靖國只是其中一個測試點,臺灣當然也在被測試之列。
因此,當我們問「高市早苗會不會在靖國神社讓步」時,實際上問的是:日本願意為了長期安全角色,承受多少短期衝突?北京又願意為了打擊一位不合意的鄰國領袖,在多大程度上動用經濟與輿論武器?我的結論是:高市有可能在技術層面做出有限調整,但在象徵與原則上大幅後退的機率並不高。對她而言,靖國不只是歷史問題,更是一則訊號,對內告訴支持者「我不會被嚇退」,對外則是在一次次壓力測試中,讓北京重新評估:眼前這位日本首相,到底是可以被逼退的對象,還是必須認真面對的長期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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