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過真正獨立的校園刊物《常識》：何偉《別江》選摘（1）

川大只有一份學生刊物不受中共的監督，叫作《常識》。之所以選這個名字，多少是致敬美國革命前不久由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寫下的著名宣傳冊。四川版的《常識》在二○一○年發刊，正好是相對開放期的尾巴，而那個階段在二○一二年，隨著習近平升任國家領導人而結束。

習主政初年的《常識》是少數真正獨立的校園刊物之一。這些正港的獨立刊物，發刊的都是遠離政治中心北京的優秀九八五大學，像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以及四川大學。日子一久，政治氛圍愈來愈凝重，其中部分刊物進入冬眠，其餘則費勁找撰稿者，想辦法出版。只有《常識》欣欣向榮，是目前中國學生獨立刊物中最活躍的。

生存的關鍵之一在於沒有正式結構。這份雜誌沒有報頭，發行時間也不固定。所有的署名都是假名。有時候文章作者叫「君君」，而君君其實是某個學生養的貓。《常識》沒有辦公室或網站，但撰稿者會用微信招人，發布報導。

一定程度的去組織化有利於應付中國當局。耶魯大學研究基層政治的教授馬丁利分析中國南方一些反對政府徵收土地的農村。馬丁利發現，如果村落仰賴比較正規的結構，像是傳統宗族組織，抵制力其實不太可能成功凝聚。既有組織對於善於恫嚇、吸收主事者的中共來說很好鎖定瞄準。缺少這類團體的農村其實反而更能對抗土地攫取。馬丁利有言：「無大台集體行動在中國的力量就在這裡：不是沒有人發起行動，而是看起來沒有人發起。」

類似的情況在川大也可以觀察到。九月，大學生成功終結了學校只進不出的做法，但這不是因為他們組織了什麼學生政府，或是組成領導委員會，然後跟黨委會面的結果。同學們之所以得償所願，反而是因為有太多人自己翻牆，從柵欄之間的縫隙拿到塞進來速食餐點罷了。幹部算是有點怕年輕人吧，凡極權體制泰半如此。

《常識》同樣按照這種無大台行動的公開策略，只不過雜誌顯然要有組織才能把事情搞定。撰稿者偶爾會聯絡我，邀請我參加活動或聚會。我在川大的第一個學期，一位《常識》組員出演了那場以《一九八四》為腳本的戲，一開始邀請我看表演的也是她。到了學期末，《常識》的寫手邀請我出席慶祝發刊十週年的會議上演講。會議在校外一處祕密基地舉行，有五十多人參加，有校友，也有在校生。組員給了我一些過期期刊，有不少本的封面很刺激敏感神經。二○一一年有一期的封面是兩個人握手的照片，標題寫著：<同志，你好嗎？>

時至今日，出紙本雜誌太冒險，《常識》只留線上版。每當新一期出刊，微信就會貼出QR code，可以下載報導。各期也會以PDF格式出刊，這在中國是地下刊物常見的做法。 （相關報導： 何偉被刪節誤讀 歐逸文拒絕簡體版 ｜ 更多文章 ）

每學期都會有一兩名《常識》的撰稿者來上我的非虛構課。他們都沒有提及跟自己刊物的關係，有時候我也是直到在《常識》的活動上看到某個學生，才知道她跟這刊物有聯繫。我之前教瑟蕾娜的時候，她還沒有接觸這份雜誌，但她在大四成為撰稿者。她對新聞業興趣漸濃，其他學生便邀請她加入。瑟蕾娜就像許多同儕一樣，給我的印象是不太熱中政治。但她人很有好奇心，也愛冒險，《常識》那種違禁的能量似乎讓她興致勃勃。

瑟蕾娜告訴我，絕大多數的撰稿者是女生。至於為這份雜誌供稿的少數男生當中，有不小的比例感覺是同志。主修新聞的寫手不多。這種情況同樣跟組織問題多少有關：在新聞系內部，教授與職員能就近監督學生，他們也建議大學部同學跟《常識》保持距離。新聞系同學則會擔心，要是人家抓到自己替這份雜誌寫了什麼敏感內容，前途會受到影響。

儘管《常識》看似缺乏領導層，但其實是有主編的。主編是念人文學科的研究生，她在我們因為訪問而見面時告訴我，她未來並不打算成為記者。這位主編就像瑟蕾娜，沒有特別關心政治，而我問起這份雜誌跟潘恩的關係時，她則是聳了聳肩。「我沒讀過那本書，」她說，「我只知道內容跟社會問題有關。」身處中式審查哈哈鏡世界，這個女生看起來不像地下刊物主編想當然耳的人選的這個事實，反而讓她成了一份地下刊物主編想當然耳的候選人。她告訴我，主編的任期通常不會太久，這讓有關當局更難找出負責人是誰。

有些《常識》出去的校友在新聞與其他行業發展不錯，他們會低調提供辦雜誌跟定期辦活動所需的極少基金。主編告訴我，川大教職員也有部分持支持態度。我問，當局怎麼沒有加把勁試著停掉這份刊物，她說寫手通常不會太玩火。

「我們沒法有大改變，」主編告訴我，「但也許我們可以改變小地方，像是一些校園問題。我個性悲觀，但我覺得有些小事是我們可以做的。有時候，會有五萬人讀我們一篇文章。」

瑟蕾娜不時會到我研究室討論《常識》的寫作計畫。那年，她寫了幾篇報導，談黨控制的刊物不會報導的校園議題。有一篇的主角是因為學校食堂餐點品質太差而控告校方的大學生。那篇文章成了該學期《常識》最高人氣的報導，超過五萬人下載。

為了做報導，瑟蕾娜得用這份刊物標準的手法。撰稿者絕不會用自己的手機聯絡人，也不會給人自己真正的手機號碼，而是在社群媒體開設假帳戶。有時候，寫手會訪問兩三個人，再把他們合成一個人物，以保護其隱私。《常識》組員也常常在沒有告知受訪對象的情況下進行訪問。這種做法對國外媒體來說非常違反倫理，對年輕記者來說也是很糟糕的訓練方式。但這就是在集權氛圍下做報導的必然。一旦風險很高，掌權者也不遵守明確規則時，每一種避險措施幾乎都是合理的。 

非虛構課必有一講：陌生人

每學期的非虛構課，都會有一講是談社會學領域的奠基者，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一九○八年，德國人齊美爾發表了一篇很有影響力的短文，叫作《陌生人》（The Stranger）。這個標題指的是來到一個共同體的外部者：

「他從一開始就不屬於這個群體，他把某些並不源自於、也無法源自於該群體的特質引入這個群體，而這樣的事實從根本上決定了他在這個群體裡的位置。」 （相關報導： 何偉被刪節誤讀 歐逸文拒絕簡體版 ｜ 更多文章 ）

陌生人可能是國籍、族群或信仰不同的人。齊美爾出身已融入德國的猶太家庭，這樣的他把歐洲猶太人形容為陌生人的「經典案例」。他也提到商人來自某個地區之外。送包裹或收垃圾的人也能扮演陌生人的角色，移工也是。有時候，人們把不會告訴親友鄰居的事情告訴陌生人。陌生人身在此共同體，卻不屬於此共同體：

「由於他沒有極端執著於該群體獨有的要素與特殊的傾向，因此能以特定的『客觀』態度接近他們。但客觀不只是消極被動和脫鉤，這是一種由距離與貼近、事不關己與涉入其中所構成的特殊結構。」

我提醒同學，報導時要對陌生人多幾分留意。以前在埃及，我寫過偏遠穆斯林社區裡的中國商人，因為他們的角色與看法與眾不同。還有像安立、青海、諾斯與威利這樣的國內移工，他們全都是從鄉下到城市，從貧窮到富裕，他們也是陌生人。身為陌生人，可能是年輕女生與男同志比較容易受到《常識》吸引的原因之一。這些個人多少跟傳統權力與權威結構有點疏離，這讓他們更願意從批判的角度看待體制。

當然，我也是個陌生人。在川大，《常識》撰稿者找上我，其他人跟我透露事情，是因為他們曉得我不屬於體制。但我的陌生人身分也讓給建議變得更難一些。我的角色是臨時的：我可能會在某一刻感受到當局的壓力，但我總是可以離開中國。瑟蕾娜跟我談到《常識》時，我建議她不要吸收多數出版品無法接受的那些報導策略。但我也沒有好法子。在美國，大學新聞教育多少在於為責任與理想打好基礎。然而年輕的中國寫手往往更早以前便領教了疑世的教訓。

＊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牛津大學取得英國文學碩士，2000至2007年間曾擔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同時也是《國家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2011至2016年擔任駐開羅記者，為《紐約客》撰寫中東報導。2019年舉家搬到中國四川，並於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授課。本文選自作者最新作品《別江》（八旗文化） （相關報導： 何偉被刪節誤讀 歐逸文拒絕簡體版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