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看著我的一舉一動─原來我一直是被研究的對象：《我被心理實驗監控的人生》選摘

據我所知，我身為心理實驗對象的人生起點，是從我出生的那一刻開始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凌晨一點三十八分，我在加州奧克蘭某家醫院的產房出生。根據母親的說法，我是個奇醜無比的嬰兒。與其說是兩道眉毛，我的眉毛是在眉心連成一條線，也就是所謂的「一字眉」。這種樣子在墨西哥畫家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或是籃球員安東尼．戴維斯（Anthony Davis）的臉上或許很有魅力，但換作是一個新生兒卻令人望之卻步。又因為我患有嚴重的黃疸，皮膚與眼白都呈現著奇特的黃色，好像散發著輻射一樣。除此之外，我的顱骨在通過產道時受到擠壓而嚴重變形。婦產科醫生對這不幸的外貌不知所措（說的好像有其他辦法一樣），也不知所云（說的好像還有什麼可以說似的），最後只能剪斷臍帶並將我推到母親的手中。

我的父親當時三十三歲，身高六呎四吋，來自紐約布魯克林，他是一位英俊的詩歌教授，熱愛運動，任職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我的母親也很迷人（那種書呆子式的魅力），三十歲（我碰巧跟她同一天生日），身材瘦長（懷孕前），身高五呎十一吋，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艾倫敦市（Allentown），在加州大學的推廣教育中心擔任英文講師。他們是在明尼蘇達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認識的，後來父親得到柏克萊大學英語系終身制軌道（tenure-track）的教職後，兩人便搬到了舊金山灣區。他們原本就打算共組家庭，因此我的姊姊在我出生的三年半前出生，她的出現是場意外，而我則是計畫中的孩子。

那個年代的醫生認為，假如丈夫（也就是我的父親）親眼目睹自己的妻子（也就是我的母親）趟在產檯上痛苦掙扎地將一個小小人類（也就是我本人）從陰道中擠出來，然後到處都是汗水、尿液與糞便，那麼這對夫妻的性生活很可能就毀了。於是，我的父親被「驅逐」到走廊盡頭的等候室（當時那種房間叫做「送子鳥俱樂部」）。他在那與其他慌張不安又手足無措的準爸爸們一起度過了幾個小時，焦急地來回踱步、抽菸，不時盯著牆上的時鐘。終於，等候室的門開了。護士喊了父親的名字並告訴他，母子平安，產婦稍作休息之後就能開放探視。其中一位準爸爸遞給他一根雪茄，另一位則拍了拍他的背。父親心中默念著「感謝上帝」，儘管他是無神論者。

「她以後會長得很高。」在病床邊直挺挺站得像個衛兵的父親觀察一陣子後這樣表示。一位護士拿了枕頭讓母親靠坐著，然後將我安放在她的臂彎中。我很健康，父親也鬆了一口氣。十根手指，十根腳趾，長得也像個正常的嬰兒——不過他原本希望是個兒子。他一直期望可以教自己的兒子打籃球。一想到我以後的身高（這點他料事如神），他便推論我應該是打籃球的料。他開始計畫怎麼教我上籃。 （相關報導： 日本員工合群、但容易盲從，美國員工任性卻很有主見？1場心理實驗，竟意外扭轉美日印象… ｜ 更多文章 ）

對此，我的母親不置可否。她將一頭波浪紅長髮鬆鬆地往後扎，身上穿著一件矢車菊印花圖案的白色病袍。她的體內在分娩後湧動著催產素與腦內啡，她凝視著我的臉龐，試圖透過面相占卜我的未來。她想要忽略我那條不怎麼討喜的眉毛（那對？她立刻修正）、泛黃的膚色以及扭曲變形的頭顱，再看看我寬大的額頭、長長的睫毛及圓圓的臉蛋——這讓她想起當時正在競選美國總統的理查．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現在這個階段還很難看出個所以然。也許我長大會成為老師，或是作家，或是其他與語言、文字或書籍有關的職業（就像我的父母一樣），她這麼期望著。

「你帶了嗎？」

我的父親點點頭，並拍拍身上那件軍綠色外套的口袋。那件外套是他在二手店買到的，原本的主人曾經參與一場父親無意投筆從戎的戰爭（而他也取得了免役資格）。

「我得走了，我不想遲到。」他拍拍母親露在被單外的左腿，自以為這樣的關心便已足夠。「我不在的話，你應付得來嗎？我應該一個小時內就會回來。」

「我們沒事的。」

他在母親的臉頰上馬虎地親了一下。

他在停車場裡坐進那輛一九六七年產的道奇Dart米色四門汽車的駕駛座，接著發動引擎並駛出停車場，接著向北行駛。他穿越城市邊界，進入柏克萊。距離柏克萊大學以南兩個街區的地方，他停在一條民宅居多的街道西測。他可以看見遠處籠罩在霧氣之中的柏克萊山，白色霧氣如絲一般盤旋在紅杉、松樹與尤加利樹的樹梢。

他來早了，只好先坐著等。頭頂的淡棕色頭髮已經漸漸稀疏。由於遺傳以及天生憂慮的關係，一雙碧眼的下方已經浮現黑眼圈。他在那件夾克裡面穿著一件長袖丹寧襯衫，襯衫左胸的口袋上有我媽縫的一塊名牌，上面的紅色草寫字體繡著「JIM」（吉姆）。與其說是大學教授，父親看起來更像個加油站的打工仔——他反而更喜歡這種形象。母親還在他的喇叭褲下擺縫上紫金色的緞帶，加長褲管來襯他那雙長腿。他那特別寬大的雙腳正穿著一雙十四號的棕色綁帶踝靴，橡膠鞋底則是白色的。

父親坐在駕駛座上，注視著對街幾乎占據了整個街區的低矮建築，它們由兩座單層建築組成，屋頂是平的，外牆粉刷成暖橘色，搭配深紅木色的管線，呈現灣區的現代主義風格。行政辦公室在北側那棟長方形建築裡面，教室則設在南側的T型建築之中。一道高大的深紅木圍籬在右側一直延伸到轉角處，剛好擋住路過行人想要窺探戶外遊戲區的視線。一塊原木招牌插在門前的藤蔓中，四周圍繞著李樹，招牌上的白漆寫著：

四十年前，一項由蘿拉．斯佩爾曼．洛克斐勒紀念基金會（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主導的開創性計畫資助北美六所大學設置兒童研究相關機構，包括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愛荷華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多倫多大學，以及唯一一所位於美國西岸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兒童福利研究所旨在「從人生的最早階段開始研究人類發展的各項影響因子」。然而，研究人員需要兒童作為研究對象，於是一所專屬的實驗性幼兒園就提供了雙贏的解決方案：大學裡的教職員可以藉此獲得方便實惠又兼具品質的托兒服務，而研究人員及學生則從中獲得年幼的人類受試者。 （相關報導： 日本員工合群、但容易盲從，美國員工任性卻很有主見？1場心理實驗，竟意外扭轉美日印象… ｜ 更多文章 ）

這所幼兒園一開始設在大學校園南邊一棟寬敞的木造建築中，研究人員可以在一座有屏風的涼亭觀察那些在庭院裡玩耍的孩子。「不讓孩子們知道自己是研究對象」，是一開始就強調的原則。一旦孩子們察覺有人在觀察自己，便可能因為「觀察者效應」（the observer effect）而出現行為改變——這種現象指的是被觀察的現象或事物會因為觀察行為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兒童福利研究所更名為人類發展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uman Development），而原本作為幼兒園臨時據點的那棟建築物已經殘破不堪，被判定為危樓。後來，加州大學徵招建築系教授約瑟夫．艾雪瑞克（Joseph Esherick）在此重新設計一棟新建築。艾雪瑞克教授人高馬大且談吐簡潔，後來還設計了舊金山的罐頭工廠購物中心（The Cannery）、索諾瑪縣（Sonoma County）海岸線上的海牧場（Sea Ranch）示範住宅以及蒙特雷（Monterey）岸邊的蒙特雷灣水族館（Monterey Bay Aquarium）。艾雪瑞克於一九八九年榮獲美國建築師學會頒發金獎，並與美國建築師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瑞士建築師勒．柯比意（Le Corbusier）及美國建築師貝聿銘（I. M. Pei）齊名。艾雪瑞克曾經說過，「理想的建築不露鋒芒。」不過他在此之前從未設計過幼兒園，更別說是專門用來觀察兒童而設計的幼兒園。一九六○年，這所以該人類發展研究所已故所長哈洛德．E．瓊斯（Harold E. Jones）之名命名的兒童研究中心盛大開幕。

我的父親看了看手錶，快要八點了。他毅然推開駕駛座的車門下車，踏著堅定的步伐穿越馬路。他走在人行道上順著Z字形的斜坡走向入口。走到斜坡頂端後右轉，再沿著兩棟建築之間的混凝土步道向東走。步道上頭是一座深紅木搭建的棚架拱道，棚架上覆蓋著透明的亮色塑膠板——紅寶石色、橘紅色、檸檬黃及藍綠色——這些透明色板在晴天的時候會在兩側牆面、窗戶及走道上投射繽紛的色彩光影。行至走道的四分之三處時，他向左轉，接著就走進了主辦公室。

「你好。」前台的一位女士說道。

「早安。」我父親伸手從外套口袋中拿出一個信封，裡面裝著我的入學申請表。他將信封遞給她。「這是我女兒的申請表。」

她接過信封。

「她在六個小時半前剛出生。」他說。

「恭喜。」她的口氣似乎不怎麼驚喜。

「我們聽說要這樣申請才行，因為要排隊候補。」

「感謝你的青睞。」她帶著微笑說著，表情意味深長。

接著，我的父親順原路離開並開始加快腳步。他請了一天的假，現在任務已完成。他明天就得開車去學校，他的辦公室在惠勒演講廳（Wheeler Hall）的四樓。那是一棟古典復興主義式的灰色石造建築。他可以在陽台上欣賞柏克萊的景色，包含灣區以及金門大橋。接著他會走回辦公室並坐在打字機前，繼續寫他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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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參與並成為研究對象的心理學實驗正式名稱為「布洛克縱貫性研究，1969-1999」（Block and Block Longitudinal Study, 1969-1999），一般人普遍稱之為「布洛克研究」（Block Study）。然而，就家長而言，假如沒有取得他們的書面同意，這些研究人員就不可以對我們進行研究，因此我們的父母被告知這項研究名為「布洛克計畫」（Block Project）。（安排這樣的名稱應該就是為了讓父母安心，避免因為孩子變成人體實驗白老鼠而感到恐慌。畢竟，任何認識科學研究的人都知道，「計畫」與「研究」可是兩碼子的事情。）

一九六九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心理學研究夫妻檔傑克．布洛克（Jack Block）與珍妮．布洛克（Jeanne Block）決心透過研究去解答一個簡單明瞭的問題：假如將一個孩子當作研究對象，那我們是否可以預測這個孩子長大後會變成什麼樣的人？

人格心理學（personality psychology）在一九六○年代末期正面臨著危機。知名史丹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他最廣為人知的應該是研究兒童延遲滿足的棉花糖實驗。米歇爾於一九六八年出版了新書《人格與評量》（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斷言人格毫無根據。根據布洛克夫婦這樣的人格特質心理學家的觀點，人格特質會對人類行為造成影響，而這些特質會持續穩定發展，因此主張人類行為是可預測的。然而，對於米歇爾這樣的情境主義者來說，人類行為是由個體所處情境形塑而成的，因此行為是無法預測的。那麼，究竟誰對，誰錯呢？

布洛克夫婦為一項前所未有的縱貫性研究擬定計畫，該研究設計將在短期或長期內持續追蹤相同的變因。他們希望透過這項研究來證明英國詩人威廉．華茲渥斯（William Wordsworth）在一八○二年《我心雀躍》（My Heart Leaps Up）一詩中寫下的「孩童是成人之父」（The Child is the father of the Man）所言不假。這對夫妻檔將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追蹤一群兒童在生活中的成長演變，從幼兒時期直至成年。要從這麼小的年紀開始研究一群孩子，然後持續那麼多年，這可是相當艱鉅的一項任務。

我們這群孩子會從兒童研究中心連續三屆的學齡前孩子中選出。除了學齡前階段的研究之外，我們還會在九個關鍵發展階段接受評估：分別是三歲、四歲、五歲、七歲、十一歲、十四歲、十八歲、二十三歲以及三十二歲。布洛克夫婦、也就是我們的共同首席研究員，以及他們的研究團隊會在那棟T形建築裡一間與教室對稱的密室觀察我們。另外在長方形的建築裡，評鑑人員會在配有單面鏡與監聽裝置的測試空間裡對我們進行個別評估。幼兒園的老師也會受訪，分享他們對孩子們在人格方面的見解。學齡前教育結束之後，我們就會分散各地並進入不同的小學就讀。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會在托爾曼大樓（Tolman Hall）接受評估。該大樓位於大學校園的北側，充滿壓迫感的野獸派風格混凝土建築，東側是教育研究所，而西側則是布洛克計畫的總部所在地——心理學系所。 （相關報導： 日本員工合群、但容易盲從，美國員工任性卻很有主見？1場心理實驗，竟意外扭轉美日印象… ｜ 更多文章 ）

一直以來，鮮少有人進行縱貫性研究，因為這樣的研究成本高昂又不易管理，不過卻是科學研究界的頂峰。布洛克夫婦認為，要是這項研究少了那麼些野心，對於人類成長的認知就只會流於表面。正如傑克．布洛克於二○○六年發表在《美國心理學家》（American Psychologist）期刊上的論文《挑戰為期三十年的縱貫性研究》（Venturing a 30-Year Longitudinal Study）所說的：「如果釣魚只在淺灘拋魚線，那就只能釣到小魚。想要釣到大魚，就必須在深水抓魚。」

這麼多年來，布洛克夫妻一直透過他們稱為「L.O.T.S.」的數據對我們進行研究。L資料（L-data）包括我們的人生歷程、人口統計資訊以及學校教育；O資料（O-data）則來自評鑑人員、父母及教師對我們的觀察；T資料（T-data）代表我們接受的各種測驗結果，包括智力測驗、人格測驗、GSR皮膚電導反應測試等等；最後是S資料（S-data），也就是我們自行報告（self-reported）的資料，有關我們在訪談中所透露的內容。我們的成績單也會被納入評鑑。心理學家們會對我們進行分析。六歲的時候，我們會在家中接受研究。評鑑可能會在一對一的情況下進行，也可能是我們在與其中一位家長互動時進行，也會在我們與父母雙方互動時進行。評鑑人員會與我們的父母進行訪談，關於育兒方針、婚姻以及離婚狀況，以及我們與手足之間（如果有的話）的相處關係。我們的人格特質（traits）與特徵（characteristics）會受到量化並分類，其中包括我們對延遲滿足的能力、注意力分散的程度、展現好奇心的程度、是否樂於冒險、創造性表達、企圖心程度、「道德發展」程度以及自我中心主義的發展。

傑克在論文中描述他們的研究方法，並對我們接受的諸多評鑑方式提供了鉅細靡遺的說明：

因此，我們採用多種測量方式進行研究，例如：活動量（activity level）、延遲滿足（delay of gratification）的能力、注意力分散（distractibility）的傾向、警覺性、探索行為、動作抑制——透過像是「老師說」（Simon Says!）這樣的遊戲、接受觸發的敏感度、滿足（satiation）與共同滿足（cosatiation）反應、計畫性（planfulness）、好奇心、面對困境或挫折時的工具性行為（instrumental behavior）、雙重注意力焦點（dual focus），即分心能力、對知覺錯覺的敏感度、冒險傾向、達成志向的程度、回饋的利用、擴散性思考及其他創造力的指標、詞聯想測驗，旨在衡量聯想漂移（associative drift）、各種認知風格，例如場地依賴／獨立、反思／衝動性、分類範圍的廣度、知覺標準、性別角色化、自我中心主義、面相學觀察、偶發性學習（incidental learning）、比喻生成、短期記憶（藉由數字廣度測驗）、記憶句子、記憶敘事故事、道德觀的發展、說謊時的皮膚電導反應、受到驚嚇時的皮膚電導反應、從驚嚇中恢復的速度、情緒的現象學表現、三歲與十一歲時的自由遊戲觀察——根據心理學家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方法、自我概念陳述、不同內在決策難度的情境下所需的決策時間與決策信心、面對一系列壓力刺激下的血壓及心率變化、憂鬱現實主義（depressive realism）、錯誤共識效應（false consensus）以及核心關係衝突的主題。我們還採用了完整的魏氏智力量表（Wechsler intelligence test），分別在四歲、十一歲及十八歲時進行測量、瑞文氏圖行推理測驗（Raven Progressive Matrices Test）、皮亞傑的守恆概念測驗（Piagetian measures of conservation）、語意檢索（semantic retrieval）測驗；洛文菲爾德馬賽克測驗（Lowenfeld Mosaic Test）、斯特魯普實驗（the Stroop Test）、用來測量理解隱喻能力的柯根隱喻測驗（Kogan Metaphor Test）、盧雲格（Loevinger）的自我發展造句測驗、凱利的角色建構測驗（Kellys’ Rep Test）、斯派瓦克（Spivack）與舒爾（Shure）的人際關係問題解決能力測驗、對理想自我、母親、父親與期望對象的描述、面對一系列情境的情緒表達表演（錄影記錄）、一周經驗取樣（透過呼叫器完成）、健康指標、活動與興趣指標、長時間的深入臨床訪談（現在以DVD形式保存），訪談內容涵蓋成人依附（adult attachment）關係、認知方式（ways of knowing）與自我發展（ego development）等主題；診斷訪談量表（Diagnostic Interview Schedule）審查，主要對應《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的分類系統，以及上百種人格評量相關的問卷與清單。不論是在建構及進行這些評估的過程中，我們始終重視各項測驗與受試者間的年齡適配性。我們對當代心理學的各項文獻也保持關注，持續在評估中引入與我們核心概念相關的最新主題及與時並進的測量工具。

「不是我在吹噓，這是觀察結果，」他在論文中如此強調他們的科學研究成果，語氣就像個驕傲的父親，「心理學領域中，應該沒有其他如此廣泛深入又經過長期評估的研究了。」 （相關報導： 日本員工合群、但容易盲從，美國員工任性卻很有主見？1場心理實驗，竟意外扭轉美日印象… ｜ 更多文章 ）

我對於布洛克計畫最早的記憶，應該是四歲的時候。我在幼兒園時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麼研究對象，完全不知道兒童研究中心裡有任何人在觀察我。我完全沒意識到西側教室的左牆上，那片八英尺寬的無玻璃格子窗後方有一道亮著微光的狹長觀察走廊，那裡有一位（或多位）研究員正坐在藍色的金屬高腳凳上，面前有張嵌入式的木桌，桌上有一盞燈，而他們正在記錄我的一舉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