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觀點》向前走，還是向憤怒走？

從大陸回到台灣，像是回到「原始社會」？

看到這「據說」是在大陸的台灣人的感想，台灣的民意沸騰了，網民亦頗為憤怒，媒體也熱鬧了。一篇《從大陸回到台灣，感覺像原始社會》的論壇文章，讓台灣輿論重新陷入「台灣是不是輸給別人了」的怪圈，這樣的聲音不稀奇，只是比較的對象從韓國到中國，再到最近熱門的東協。

衍生而出的反應通常分成理性派與情緒派，理性派如「大陸手機支付很方便沒錯，網路很發達沒錯，但是台灣的醫療品質很好，銀行服務好、又方便，大陸是因為現實中服務不佳，網路、手機支付等才如此發達，台灣有很多不好，但不用去跟別人比較」，情緒派如「講台灣不好，就別用台灣健保」，若比較對象為中國，通常後者會比前者稍多。

台灣的科技，真的比大陸落後嗎？這是台灣近年的熱門議題。

時間返回四年前，2012年7月，台灣正式承認大陸學歷，我到北京大學展開為期兩年的傳播碩士生涯，那時，我覺得台灣好方便啊！

那時的我真心認為，什麼北京上海多先進，根本是被謬讚了！先不論台北滿街的24小時便利商店，光是交通就勝過北京十倍，那時我常常在北京街頭晃蕩20分鐘，還攔不到一輛計程車。

「師傅我求求你，載我一程吧！」我拍著車窗。

「不順路啊。」計程車咻地開走了。

同校的台灣同學比我慘，在學校附近租房，自己繳水電費，大陸繳水電費是需要水卡、電卡的，和台灣跑超商一次解決問題完全不同，電卡去哪裏繳費？水卡去哪裏交繳費？弄丟怎麼辦？他一直沒搞懂。

至於娛樂，2012年11月，《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在大陸上映，我和同學團購了特價電影票。晚上10點電影院的情景堪比士林夜市，排了40分鐘才排到櫃台的人工服務，取票、劃位，「北京人多啊，電影院排隊都是這樣的。」同學拼命安撫我。

2016年2月13日，我回台北過年，想去看一場電影，網路購票需要加收30元手續費，影院外頭信用卡購票的機器發生故障，那就人工買票吧……，我走到售票處，一望過去，人山人海，人人都頂著大太陽排隊，排了一條很長很長的人龍，至少要40分鐘才能買到票。

我的第一反應是，往回走，生氣，碎碎唸「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排隊買電影票了！在北京買電影票手機付款、選座、機器取票，3分鐘就可以搞定，北京根本沒什麼人還在窗口買票了……，台北怎麼還在排隊！這麼熱的天，大家在戶外為了張電影票排隊！不可思議啊！」唸到一半，才驚覺到，完蛋了，以「愛台灣」的標準，以後也會有人要我「別用健保」了。

問題真的在於「科技落後」？

2012年到2016年，不過4年，我已經快記不起以前在路上攔車、在電影院排隊的日子，套句大陸「九零後」同事的話「都什麼時代了」，北京「零零後」的學生們以後可能還會忘記手拿鈔票的感覺，從繳水電瓦斯房租、社區門口的小雜貨店、計程車、百貨公司，都是用支付寶、微信、 ApplePay，一鍵解決。

台北方不方便？家裡附近有3個便利超商，當然方便。 （相關報導： 胡一天專欄：金融科技創造銀行業新局 ｜ 更多文章 ）

其實，它卻沒有那麼方便，沒有方便到可以「不用改進」。大陸在許多方面跑得太快，近年也發現「太快」帶來的後果，正在逐步修正腳步，不再盲目追著GDP成長數字跑，而台灣還背著「產業外流」、「優勢消失」的包袱，數年原地不動。動與不動，台灣比大陸可怕太多。

大陸在新媒體時代的發展上，基本態度是「摸著石頭過河」，先做再說，碰到麻煩？解決問題、制訂法規；再碰到問題？再想辦法完善。遇到許多問題也是如此「逐步改正」的態度，不管是霧霾、貪腐、外交還是經濟，媒體及輿論也往往將焦點放在「解決問題」上，社會整體氛圍是積極活絡的。一個國家某方面有問題、某方面落後，都不打緊，你等著，我們以後會追上，甚至做得更好。這是大陸年輕人在面對批評時常有的態度。

台灣則有個獨特的現象，當一篇類似「台灣科技落後大陸」的論壇文章出來時，尤其當比較對象是「中國」時，媒體及輿論更會將焦點擺在「落後」兩個字上。說我們台灣落後？你們連Facebook都上不去呢！

微信繳水電費、買電影票？台灣有超商，很方便；用支付寶？台灣有信用卡，很方便啊，而且支付寶會洩漏資料。台灣科技停滯太久，缺乏活水，人才外流？市場決定一切，台灣消費者信心不足，企業對市場的信心不足……，這些話，都不陌生。

落後，這兩個字，本身並不可怕，想辦法追上去不就好了！真正可怕的，在於社會的怒意、茫然、互罵，對於根本問題的躲躲閃閃，這樣的氛圍一徘徊，就是十多年。

當政府及社會都大喊著要創新、要改革、要轉變時，碰到可能要面臨的問題，如消費習慣難改、市場太小、沒有資金、不用去跟別人比、台灣很好啊，不滿意別回來云云，都是最常見的報導角度及輿論主流。

一頓吵鬧後繼續是停滯，人才繼續外流，問題持續無解，就這樣子，產生了國際知名的「台灣空轉十幾年」、「人才外流亞洲第一」等評價。

一位剛到上海工作的台灣女孩，專研電商、新媒體，在網路領域中如她一樣「外流」的年輕台灣人不少。「台灣人才外流，是因為上海的薪水比較高嗎？」我問。

她苦笑，「一部分是啊，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學不到新東西了，看不到發展了，社會幾乎不動了。」比如一個「行動支付元年」，一喊好幾年，幾年前就發現的問題到現在還擺在那裏，產業罵政府、政府怪產業，政黨及媒體各擁其主。

如果說台灣政府，必須給台灣年輕人一個可期望的未來，那台灣媒體及所謂「主流輿論」，更必須還台灣社會一個理性討論的空間。

問題出現了，那如何解決？在近年的台灣社會中，難以聽到。

這些，到底是政府的失職，企業對市場沒信心，還是最根本的社會氛圍？在於「為什麼要改變，台灣有超商，很方便」這樣的守舊？抑或在於「我們市場太小，做不到很正常」的自我停滯？

千萬不能繼續「往憤怒走」

台灣的候選人在選前都喊出物聯網、大數據、創新，人人都知道網路時代來臨，個個都是低頭族，曾經PChome電子商城大獲成功，那時阿里巴巴還沒影子，如今在移動時代中幾乎完全缺席。而台灣科技人才目前仍集中在半導體行業，這是過去輝煌時奠定的基礎，所以當碰到「紅色供應鏈崛起」時格外敏感，畢竟台灣已經這麼小了，人民更害怕失去。

偏偏我們又身處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一切都變得太快，不要說隔壁的中國大陸，昔日被台灣視為「瑪麗亞們」的東南亞各國也開始順著這股潮流往前走，而台灣在國際與兩岸問題上無法脫鉤，想打開大門，卻又擺脫不了「中國」的陰影，政黨輪替兩次，人民對政府及未來已經越來越沒信心。近年主流媒體為博眼球及引發關注，報導角度及引導出的輿論往往讓社會陷入情緒化，理性討論越來越少，製造矛盾的多，勇敢嘗試的少，退一步找理由的多，向前走做實事的少。

台灣市場小，全球市場仍然很大，台灣仍有許多優秀人才，有些化妝品創業團隊打入海外市場，再從海外反攻回台，有些手機App團隊更是由不同國籍年輕人組成的混血團隊，主攻大陸市場。而身為一個對科技懵懵懂懂的文組畢業生，我問了幾個稍有成就的台灣創業者及台幹，在這樣全球化又瞬息萬變的時代，台灣如何以小博大，找到自己的優勢，分一杯羹？

放寬心，走出去，多看，這幾乎是統一的答案，就跟很多台灣企業家給年輕人的答案一樣。科技發展，市場、資金等因素是一部分，但社會對科技態度的開放度，看待全球機會的寬闊度及企圖心更重要。現在的時代，台灣市場之外有華人市場、還有更大的天空。若社會氛圍仍只聚焦在外部威脅、國家弱勢、難以改變，則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很可能會讓台灣繼續「向憤怒走」。

放寬心，走出去，多看，回歸到「如何向前走」。 （相關報導： 胡一天專欄：金融科技創造銀行業新局 ｜ 更多文章 ）

＊本文原刊《多維TW》月刊005期，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