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貪婪是好事」
社會契約的歷史是一段關於權力，以及權力如何隨著時間推移而重新分配的故事。綜觀歷史，資本、勞工與國家的權利與責任，多半取決於掌握最多力量的團體，它必須能夠立下規矩而不必動用高壓手段，以免導致暴動或革命。在從前的農業社會中，專制統治者對領主、農民以及這些人的經濟生活，行使幾乎絕對的主權。工業革命時期，權力的天平向著富裕、有政治裙帶關係的資本家傾斜。20世紀早期，美國與歐洲的勞工透過工會與選舉來牽制企業的權力。如今，權力又再次集中到私部門。
導致這種轉變的因素是什麼？過去50年來，企業如何形成這麼大的規模、聚集這麼大的力量？如果各位想要了解誘發這個狀態的關鍵，只要檢視一個構想，甚至是一個句子就可以。
在大蕭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禍之後，美國與歐洲的經濟開始起飛。但是，勞工組織與政策制定者都對經濟進行極為嚴格的把關制約，他們都很清楚獨大壟斷與股市危機的代價。在這個情境下，絕大多數企業都坐上一個清楚的社會位置。大家普遍認為公司要能獲利，同時也要增進員工福祉、支援他們做生意的社群，並且做出對大眾有益的事。
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認為這個模式有道理。1962年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寫道：「企業只有一個、而且是唯一一個社會責任，那就是利用手上資源，投入在為增加獲利而設計的活動上，而且只要沒有違反遊戲規則就可以。」
這個想法和當時的社會契約截然不同。在當時，可以拯救性命的專利只賣幾美元，喬治．默克可以表示獲利是企業營運的次要動機。然而，在傅利曼眼中，那些決策在市場上既沒有效率、又有缺陷。根據傅利曼和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的理論，如果每一個人都追求最大的獲利，並且把這些獲利再拿去投資，世界會得到好幾倍的好處。在傅利曼眼裡，企業只應該忠於股東，任何一項會讓股東少賺一美元的領導決策，就是管理不當。這種獲利最大化的哲學，後來被稱為「股東優先」（shareholder primacy）。
這樣的想法並沒有立刻受到歡迎，然而到了1970年代，原本蓬勃發展的戰後經濟開始停滯不前，有一小群主要支持者逐漸對這種理論產生共鳴。經濟學家將問題的矛頭指向政府管制與沒有效率的管理，這種不滿造成傅利曼的理論開始流傳，並在1980年代成為主流。股東優先的想法和雷根與柴契爾時代極為契合，傅利曼的思想為解除管制與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提供智識上的基礎。不久後，針對羅斯福新政制約企業力量的反對聲浪浮現，這些批評者認為政府限制企業的時間太長，大企業的經理人過於自滿而不再追求獲利，結果造成整體經濟停滯。如果企業快馬加鞭追求最大獲利，就能推動整個國家、甚至全世界成長繁榮。為了達到目標，必須把獲利放在最優先。奧立佛．史東（Oliver Stone）執導的《華爾街》（Wall Street）中，主角高登．蓋科（Gordon Gekko）有一句話簡潔扼要的傳達出傅利曼的理論，並席捲企業界，那就是「貪婪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