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昌是《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日本通，新作《結拜》始於他給大兒子十七歲首次獨自遠行作交換生的家書，繼而喚起自己年少的輕狂。
李宗盛滄桑的嗓音透過麥克風傳來《山丘》：「越過山丘╱雖然已白了頭╱喋喋不休╱時不我予的哀愁……」這首歌彷彿將七月二十一日的書展講座現場化為時光隧道。穿越風塵，資深傳媒人張瑞昌的叛逆少年時代，在新出版的著作《結拜——我的青春追想曲》中如同卷軸般緩緩展開。
以研究日本著名的《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張瑞昌，擔任媒體工作二十五年。二零零四年受聘為《朝日新聞》客座研究員，遠赴東京，及後出版兩本有關日本的評論文集，被稱為萬花筒日本通。雖然愛看日本文學、日劇，但中日建交後，他察覺台灣和日本之間有所變化，形容台日是在桌子底下握手的兄弟，中日卻是光明正大走前門的朋友。對於這種微妙的連繫，他說：「我不仇日、不反日，但不代表我一定就是媚日、親日。」
眼前這位日本通溫文儒雅，殊不知平和臉容之下，原來藏著不安分的青春。《結拜》的一切，都始於張瑞昌給大兒子十七歲首次獨自遠行作交換生的家書，繼而喚起自己年少輕狂的記憶。愛翹課、常打架、講義氣，下課後和朋友流連「彈子房」（即桌球室），和混道上的同學稱兄道弟，在「地下俱樂部」看盜版電影與成人錄影帶，青春期蠢蠢欲動的賀爾蒙帶給他不一樣的學生時代。中學時因隊友撿了一隻棒球手套，他被教務主任誤認為小偷，拳打腳踢，始終不肯出賣同伴。可見「情義」兩個字對張瑞昌而言，是鄭重的承諾。
衝擊體制尋找生活方向
回想這些青春記憶，張瑞昌說年少時常覺得迷茫，似乎只有在衝擊體制的快感中才能找到方向——挑戰教官、帶「禁書」武俠小說回校、偷偷辦舞會，一班叛逆少年也因此成為「義結金蘭」的結拜兄弟。他在講座上說：「我和我的夥伴們，在每一個場景裏，不管是辦舞會、和教官衝突或打群架等，都成為我後來文學創作、新聞評論重要的土壤。」
逐漸成熟以後，張瑞昌恍惚發現人生就像電影《侏羅紀公園》的經典台詞一樣：「生命終究會找到出口」，而他和父親的關係亦然。父親是老一輩人，不擅表達自己對子女的情感，而且管教非常嚴厲。一九四九年台灣開始長達三十九年的戒嚴令，實行港口封鎖，去海邊游泳成為禁忌。張瑞昌曾因偷偷去游泳，被父親用皮帶狠狠地抽打，母親怎麼勸也沒用。「十八歲前和父親的關係非常緊張，講不到三句話就起衝突。」國三時和家人吵架，一氣之下騎著摩托車離家出走。臨走一刻，疼惜他的祖母站在門口，語重心長地說：「一枝草一點露，天無絕人之路。」這句話深深地刻在他年少的心裏，相信只要不放棄，總會找到出路。
直到十八歲高考失敗後，張瑞昌準備去山上打工，母親哭著說其實父親比自己更愛他，只是不知道愛怎麼說出口。自此父子關係才有所改善。將屆知天命之年，張瑞昌看著父親年邁的背影，思考自己留給兩個兒子的背影是什麼樣？他告誡自己，絕不能重蹈覆轍。
提起故鄉台中，他說：「走過那麼多山丘，心中的那個地方一直還在。」那個地方成為他寫作上的重要動力。離開越久，思念越深。他的故鄉有兩處，一個是烏日九張犁，父母成長之地；一個是南屯，他的成長之地，一棟既是客廳又是工廠的兩層透天厝（厝：台語，意即屋子）。九張犁是父親的傷心之地，因為家貧、祖父早逝，三合院內其他房都瞧不起第四房的父親一家。連祖父過世當晚，作為長子的父親用人力板車從醫院抬回遺體，卻過不了戶庭，只能在神明廳守靈至天亮。從此，父親帶著一家人離開老家，到南區「黑手起家」，即承接機器零件維修工作，油漬浸污使雙手髒黑。
故鄉是他寫作的動力
從訣別九張犁，到住家工廠創業，父親辛勞的形象融入張瑞昌的孩提記憶，深深影響著他。《結拜》後記寫道：「有時想想，談結拜、論情義，自己有一半的基因源自父親，而我若真有絲毫江湖味，那大抵也是循著父親廣交好義的生命模板依樣畫葫蘆。」父子之間微妙的連繫，就像北島在《城門開》所書：「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跡，亦步亦趨，交錯重合」。
父與子、子與其子三代人的生命軌跡，在不知不覺中相互交疊，或許是寫在基因最底層的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