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代觀點：關於台北市長選舉─幾個名詞

「黃信介…除了在北五區加強佈防外，其他各區的潛力也不小。他在大同區得一萬零五百多票，建成延平兩區加起來也有一萬零二百多票，其他各區很普遍的分佈在三千票上下。這種戰略是進可攻、退可守，雖然本身地盤可能受到圍攻，但其他各區也可攻城略地。所以，他兩年的苦心佈署沒有白費，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1969.12.22，聯合報） 一、票倉：對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來說，票源集中且穩固的選民群體 選舉結果總是由不同的投開票所彙整而成，地理分區因此成為票倉最常被理解的形式。因此在台北市，大同區與士林區被視為民進黨的堡壘，而中山區、萬華區與北投區，也經常被當成綠營的勢力範圍；相對的，文山區、大安區與信義區則是國民黨大本營。不過，這種近乎視覺化（對真實或想像的地圖塗上不同顏色），雖然有助於掌握基本情勢，但若無法同時掌握原始數據，從而理解政治版圖在同質中的異質性，就無法了解選戰對壘的全貌。

這是因為相同的數據端視目的不同，可以用不同的解析度、區劃或標準呈現，但若無法理解轉換的過程與必要，就會產生錯誤的判讀。比如說，許多人常詫異於黨外時代被譽為「民主聖地」的「萬華」，這幾年選舉卻普遍藍大於綠，許多缺乏「接地氣」的評論者因此提出各種異想天開的解釋。但其實，「民主聖地萬華」的政治結構變化有限，只是今日的「萬華區」納入了原本古亭區與城中區中最深藍的區塊，而一黨獨裁的遠去，也讓人們把對「深綠票倉」選票絕對數的期待大幅提高。

但在地理的政治版圖外，相異的政治路線在不同收入、職業、教育程度、年齡層的選民群體間，也會得到差別的反應。然而，僅管掌握這種差別反應，不論對於在理想上要與多元社會溝通或者現實地想贏得選舉，都至關重要，但在秘密投票制度下，這些訊息既無法直接從原始投開票數據得知，除了某些高度組織化的團體（如軍警公教被視為國民黨基本盤）外，就必須透過縝密的分析，才能得知在不同的經社條件間，不同政黨或候選人的票倉何在。

所得在各國分析選舉票源時，最核心的社經數據（雖然世界上幾乎沒有階層簡單高低二分的政治地貌）。很有趣的，是僅管缺乏嚴謹的證據支持，但在地方執政權「北藍南綠」十餘年與國民黨的權貴印象下，許多媒體報導乃至以執行方式可議的民調為基礎的研究，都認為國民黨支持者的經社條件應該優於民進黨支持者，而且這種論述的散播者，也認定「藍富綠貧」同時存在於全國，也存在於全國每個行政區。雖然只要以最簡單的方式，即能顯示這種認認知的漏洞。 以四年前的台北市長選舉為例，當年台北市所得最高的十個里（台北市所得最高的十個里置於全國，當然更是金字塔的最尖端），蘇貞昌於其中五的的得票率高於全市平均，就算扣掉生活型態與所得分配「特殊」的三個陽明山里（陽明山前山的里普遍有超高平均所得、偏低中位數所得與高貧窮率的現象），台北市前十富里中還是有三個有高於平均的民進黨支持度。又如因「帝寶」沾染「權貴」形象，這幾年屢傳抗爭的大安區民輝里，其實是大安區少數曾被民進黨拿下的里。由此可知，如同在多數國家，把經濟條件對政治選擇的影響以政黨界限截然二分，在台灣是絕對錯誤的。

許多曾實際參與或第一手觀察台北市（或其他都會區）選舉運作者，往往因此憑經驗認為民進黨支持群眾偏向「經社地位的兩端」，而這種印象在台北又會因為律師醫師等專業團體、社區營造組織或台大外顯的政治風氣，而更為強化。誠然，民進黨確實在首都人口大多數的小白領階層較為弱勢，不過新近的選舉研究更精確地指出，民進黨支持度一般來說，有「在高所得地區與所得成正比，在低所得地區與所得呈反比」的現象，而這現象則當然於在相同族群比例下，國民黨對於低所得地區的「體制」（如軍公教、農漁會等），有更強的社會控制力。 二、族群：認為共享相同祖先、血緣或文化等要素而形成的人類群體 對於解嚴後接受國民教育的人來說，「台灣是個多元族群的社會」這句話朗朗上口，「多元族群國家」的理想也被寫進憲法增修條文裡。然而，由於「外省籍」是國民黨透過籍貫制度與恩庇侍從體系，從中國不同地區民眾所建構，而傳統文化的中原想望與對「漢民族」純粹性的假設，卻又讓統獨兩端一度都相信中國歷史裡的「土斷制」是族群「問題」的出路。因此這個國家的「多元族群」姿態，實質內容卻是將多元族群與多黨政治的組合組合視為禁忌。 所以，長期以來被視為影響台灣選民投票行為重要因子的省籍，在1992年戶籍法修法廢除「籍貫」登記後，便慢慢地被許多研究以缺乏最新資料為由，有意無意地淡化忽略。有趣的是在許多都會區（當然，特別是在選民經社條件同質性與族群異質性皆偏高的台北市），忽略了族群變項後，其他所有經社因子與政黨得票的相關係數都非常低。僅管二十年沒有辦法更新數據，台北市的選舉研究仍顯示台北市是一個族群大致呈西北－東南向對峙的割裂城市。這樣的空間關係可說沿襲自日治時期（即，外省人替代了日治都市發展裡的日人聚落），而這種種沿襲自歷史地圖的政治版塊其實也並非台灣獨有：波蘭的選舉地圖便著名地呈現當年普魯士、俄羅斯與奧地利瓜分波蘭的方式。

必須要先釐清的，是大多數人都會「否認」族群是投票行為最主要的原因，甚至有許多人會因為被「歸類」而惱怒，但現象當然不能只用「剛好」來解釋。否則不會有如在投開票作業向來固定的士林區陽明里，「剛好」是新園街前陽明山管理局眷區與「剛好」主要是山仔后早期聚落的投開票所，藍綠差距竟可在一個里內，拉開到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同一族群本來就容易有較相近的文化，而文化背景既然是政治選擇的重要成份，族群「考量」自然就會被隱沒了。

另外一個該有的認知，則是族群影響政黨偏好，但族群可不是在每個縣市，都是選舉的關鍵。比如，彰化是全國性選舉的重要「搖擺縣」，但依照內政部統計，彰化縣亦是福佬話使用率較高（而外省人口比例最低）的縣份，民進黨沒能掌握彰化，即與族群毫無關聯；基隆是外省人比率偏高的行政區，但國民黨在基隆非外省籍選民中的得票率，也高過全國平均值。真正多次因省籍而「逆轉」選舉結果的縣市，只有台北市與新竹市。台灣的族群分佈是有很大的區域差距的，中南部偶見的超大型眷改國宅，對整個縣市族群組成影響有限。

另一方面，形塑外省族群的籍貫制度，也讓本省人區分成「本省本籍」與「本省外縣市籍」，這與當時「反攻大陸」意識形態下，假定所有人都將回歸故里有關。不過，對於「本省本籍」與「本省外縣市籍」是否會有差別的政治選擇，雖然選舉實務早有定見，但學術上少有討論。絕大多數有近距離觀察經驗者相信，在台北市「本省本籍」多年來都以壓倒性的比例偏好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　　　　　　 假如運用籍貫與都市新舊，1995年＜台灣都市的內部結構＞出版後為台灣社會所知（寫進現行高中地理課本）的芝加哥「同心圓模式」，也可被用於掌握包括台北市在內，絕大多數台灣主要市鎮的政治圖像：最內圈是在地人為主、支持民進黨的舊市區商業核心（但核心中會出現藍色的扇面，並以行政機關為中心）；最厚實的第二圈，是從日治中後期大量新建日本住宅到九零年代間發展的地帶，這個地帶以不同地比例支持國民黨；最外圈則是深綠的都會邊陲，其中卻有深藍飛地（依附軍事基地的眷村）以點狀出現。 與本文無關但必須要聲明的（很重要所以請讀三次），政治選擇背後有著複雜的文化結構（即便選擇者並未自我認知），而族群本身就是文化（而非基因）的產物，所以不管是認定因為Ａ族群的人政治選擇比較分散，所以Ｂ族群就不該集中支持同一政黨，或者認為甲族群既然強烈偏好某政黨，所以個體就不該作為族群內的絕對少數，在邏輯上都無法證立，也誤解了多元社會的真諦。 三、中間選民：意識形態或政黨光譜位居「中間」的選舉人口 在二十一世紀初，隨著民進黨的茁壯與新黨的崩解，泛綠與泛藍開始成為兩大「陣營」，這時「中間選民」曾在國外媒體上風行一時，還被某些媒體賦予前所未見的正面意義。只是，許多人不但如同國外常見的，將中間選民與「中位數選民」或「搖擺選民」混為一談，某些媒體（比如某位藍綠變變變的「嗯哼」名嘴）甚至錯把「中間選民」連結上毫不相干的「中產階級」。而在長期的獨裁體制產生的政治恐慌與政治幼稚病下，許多人也誤以為「中間選民」等同「無黨籍」。 所有的「群眾政黨」（德國人所說的Volksparteien）「理論上」都在追逐「位於中位數」的選民，但因為社會價值從來都不是單一序列，選舉更不是單一議題，所以實際上也很難找到真正的「中位數選民」。於是決定選舉勝敗的，除了政黨的訴求因社會變遷（支持者認知的「民智漸開」）或新的選舉技術操作，支持度大增而使政治板塊位移外，便是得到較多固定在不同陣營間流動的「搖擺選民」支持。　搖擺選民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存在著不同的社會圖像。在邏輯上，搖擺選民既不會早早服膺特定意識形態，從而不會是高社經地位選民；搖擺選民既不會有那麼多政治上的人情債，所以也不該定著於土地或職業團體上，往往年紀較輕或投票率較低。亦即，搖擺選民是個離「體制」（不管執政黨或在野黨）都較遠的群體，這也就是為什麼任何民主國家的政黨，總要評估投票率高低對局面的影響。然而，有另一種類的搖擺選民，則是全國性政黨整合中的地方夾縫，因此這些人會在不同形式的選舉中，固定在特定陣營間流動，雖然這種搖擺選民，與邏輯上的、「真正的」搖擺選民，在社會特徵上通常剛好相反。這種搖擺選民的例子如美國某些「新英格蘭共和黨人」，或者法國地方選舉「名流政黨」（partis de notables）的選民。 台北市選票的流動性偏低，但兩種搖擺選民還是都存在的。麻煩的是第一類搖擺選民並不「特別」集中在特定行政區，而是隨著整個台北市的選舉趨勢在不同的選舉間增減。因此這批選民有所謂「空氣票」的特質，而成為選舉文宣特別是形象廣告最重要的受眾。但那種地方型的搖擺選民就容易定位多了，那是個在偏向泛藍陣營的民代與泛綠陣營的首長間搖擺的群體。因為他們的政治代理人在國民黨中的歸屬與全國政治的因素，這些人被籠統地稱為「國民黨本土派」，包括「陳家班」與士林、北投、內湖、南港四區的另外一些地方家族勢力（比如士林新街吳家、南港闕家或者北投「陳祖厝」）。 但台北市的這批地方型搖擺選民的多數，與全國大部分地方的「國民黨本土派選民」有些細微的差別。對於無法進入細節的觀察者，「國民黨本土派選民」會讓人想到的，是中南部「講台語、吃檳榔」的地方人士，而這種印象的形成，又來自於國民黨主流非主流鬥爭時，後來成為新黨國民黨新連線集中都市，而與「主流派」產生強烈對比。但事實上，既然出了台北市，不分藍綠都是以本省人為主體，「國民黨本土派選民」在地方選舉，其實少有實際意義。 但台北市的「國民黨本土派選民」，卻是規律地在不同選舉間挪移於藍綠陣營，這與所謂「本省本籍」台北市民高比例地在首長選舉中反對國民黨，但許多出自這些家族的地方派系，卻沒有脫離國民黨的誘因有關。一個非常驚人的例子是在士林區的新安里：在2002年這個里有近三成五的選民，在應選十席的市議員選舉中，把選票投給了吳碧珠一人，但在兩年後的總統選舉，整個「國親聯盟」在新安里也不過得到四成二的選票。比起ＰＴＴ上虛無的噓推文數，來自這些高度組織化的台北市「國民黨本土派選民」的意見，其實是判斷市長選舉最新發展、拔樁是否有成，更有意義的指標。　　 四、「賽爾特邊陲」：英國自由黨在蘇格蘭高地、威爾斯北部與英格蘭西南的票倉 英國是最早有人試圖分析選舉的國家，而「賽爾特邊陲」（Celtic Fringe）則是英國選舉學上的有趣發現。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工黨在都會區崛起，由新興工業家、社會改革者與開明派貴族所組成的十九世紀大黨自由黨快速瓦解，而只能守住一些地處邊陲的票倉。然而，這些偏遠地區既與葛雷斯頓自由黨（Gladstonian Liberals）給人的印象（城市政治、投票權、自由貿易）相去甚遠，自由黨能守住這些地盤當然讓研究者驚奇。　 對於「賽爾特邊陲」出現的原因，有幾個普遍被同意的理由。首先，這些地方之所以支持自由黨不見得與自由主義相關，而是當地的大家族和全國性自由黨的結盟，再因為這些邊陲地帶地廣人稀、人口變遷有限，所以政治傳統能比較好地被保存著；其次，這些地方既無重要工業而沒有勞工政黨，在宗教傳統上又與信仰國教會的保守黨格格不入；最後，雖然「賽爾特邊陲」為自由黨掌握，但自由黨選票其實還是來自都市，只是當不了第一大黨。　 「賽爾特邊陲」雖然是非常英國的詞彙，但這種現象則超越國界。比如說在台北，幾乎所有的山區與洩洪區，都以壓倒性的比例支持著民進黨（泛藍票倉文山區的深綠地盤老泉里，沿著新店山區與坪林石碇的村里，一路延伸到貢寮，而這個「綠色走廊」甚至還同時保留著特殊的安溪腔台語與風俗）。這些地方的綠營傳統，當然並非來自產業去黨國化、司法改革或（特別不是）環境保護等傳統反國民黨議題，而是與黨外早早結盟的地方家族，與比市中心舊商業區還要低度的人口變遷。 從「賽爾特邊陲」這個概念，可以理解為什麼從面積而言，台北市其實是「綠大於藍」；可以理解用「得票率百分之五十」（而非該年度藍綠各自的得票率）作為政治板塊背景分析的門檻會產生的誤導性（因為民進黨穩定勝出的里，有相當一大部分「山高水深」）；也可理解潛藏在快速都會化背後的老台北人際網絡，和所謂「國民黨擅組織、民進黨重宣傳」這個刻板印象的缺失。 五、「反教權主義」：對於宗教組織影響社會生活的反對力量 「反教權主義」（anti－clericalism）是早期歐陸與拉美政治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在政治上，這往往是出於對天主教會介入社會生活的反撲；因此在義大利，「反教權主義」的重鎮其實恰好是受教會直接統治的教皇國（直到今日，前教皇國依然是義大利左派重鎮），而在德國，大主教城如科隆或美茵茲的地方政治，直到戰前都還深受「反教權主義」與教會對峙的影響。 「反教權主義」雖然在字面上反對的是神職人員，但是它所反應的社會現象，也存在於各種獨裁與後獨裁體制中。國民黨的黨國資本主義雖然是以台北為基地，但也是在台北，黨國體制與原有的市民社會磨擦最為劇烈。因此，相信與權力接近便會成為權力的盟友，始終是一種錯誤的政治預期，而反過來意圖將與權力的對抗直接引為「唯一」的政治訴求，通常既無法產生改變，也往往會弄巧成拙。 六、指標里：選舉結果反應更大範圍結果的村里 多年來在台北市的選舉中，始終有兩個里被稱為「指標里」：士林區天玉里被認為開出的選票，會反應全台北市的開票結果；北投區的湖山里則被認為開票的結果，會與全台灣的選舉結果相近。對於喜愛趣聞的台灣媒體，天玉里因此成為台北市選舉ＳＮＧ車的固定駐點，雖然媒體對此現象的分析，也就是「人口結構與全市組成相近」，顯然不是太禁得起檢驗。 若以經社條件來看，天玉里事實上高出台北市平均值不少，而在媒體剛發現天玉里可做為全市選舉指標時，當時天玉里內的中央社宿舍也拉高了這個里的外省籍比例。天玉里之所以會變成台北市選舉的指標，其實是偏高的外省籍人口與較偏綠的天母本省居民剛好扯平，使得天玉里的選舉結果近乎全市平均。但值得一提的是天母東西路兩側的里因為都市發展的脈絡，選舉結果其實都與全市平均相去不遠。 但也因為指標性來自不同因素的相互拉扯，把指標里的選民口味也當成具有全市代表性，或者說加重在指標里的攻勢，除了噱頭外，其實少有實際影響。 七、必爭之地：雙方為求勝利非爭奪不可的戰略要地 雖然因為台灣議員選舉的多席次特質，因為在選舉資源配置上，較多數國家平均。但不同陣營既然各有地盤，只能削弱而難以攻克，因此集中資源投入的必爭之地，其實比所謂的指標里更能看出選舉風向。理論上，全台北市所有得票率介於民進黨平均得票到百分之五十間的區里，雙方都不能掉以輕心。不過在這個區段有幾個高經社地位的地帶（包括天母、民生社區與大直），藍綠雙方選票都已高度緊繃，所以雖然藍綠差距不大，但要是非國民黨陣營得票能在此趕上國民黨，除非國民黨全面崩盤。 但對於仰攻的非國民黨陣營來說，搶下少數游離選票比例較高的區域，才能夠贏得台北市。這些地方的共同特色是所得中等、城鄉移民比例偏高，包括內湖區、南港區與北投區的石牌。而所有拿下台北市單一席次選舉的候選人，除了2000年贏了台北市的宋楚瑜在石牌輸給陳水扁外，都是這三個地方全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