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代觀點:關於台北市長選舉─幾個名詞

2014-09-28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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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市長選舉中,外界總有習慣用於分析的名詞與觀念,但這些觀念卻未必正確。(風傳媒影像合成)

台北市市長選舉中,外界總有習慣用於分析的名詞與觀念,但這些觀念卻未必正確。(風傳媒影像合成)

「黃信介…除了在北五區加強佈防外,其他各區的潛力也不小。他在大同區得一萬零五百多票,建成延平兩區加起來也有一萬零二百多票,其他各區很普遍的分佈在三千票上下。這種戰略是進可攻、退可守,雖然本身地盤可能受到圍攻,但其他各區也可攻城略地。所以,他兩年的苦心佈署沒有白費,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1969.12.22,聯合報)

一、票倉:對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來說,票源集中且穩固的選民群體

選舉結果總是由不同的投開票所彙整而成,地理分區因此成為票倉最常被理解的形式。因此在台北市,大同區與士林區被視為民進黨的堡壘,而中山區、萬華區與北投區,也經常被當成綠營的勢力範圍;相對的,文山區、大安區與信義區則是國民黨大本營。不過,這種近乎視覺化(對真實或想像的地圖塗上不同顏色),雖然有助於掌握基本情勢,但若無法同時掌握原始數據,從而理解政治版圖在同質中的異質性,就無法了解選戰對壘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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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相同的數據端視目的不同,可以用不同的解析度、區劃或標準呈現,但若無法理解轉換的過程與必要,就會產生錯誤的判讀。比如說,許多人常詫異於黨外時代被譽為「民主聖地」的「萬華」,這幾年選舉卻普遍藍大於綠,許多缺乏「接地氣」的評論者因此提出各種異想天開的解釋。但其實,「民主聖地萬華」的政治結構變化有限,只是今日的「萬華區」納入了原本古亭區與城中區中最深藍的區塊,而一黨獨裁的遠去,也讓人們把對「深綠票倉」選票絕對數的期待大幅提高。

但在地理的政治版圖外,相異的政治路線在不同收入、職業、教育程度、年齡層的選民群體間,也會得到差別的反應。然而,僅管掌握這種差別反應,不論對於在理想上要與多元社會溝通或者現實地想贏得選舉,都至關重要,但在秘密投票制度下,這些訊息既無法直接從原始投開票數據得知,除了某些高度組織化的團體(如軍警公教被視為國民黨基本盤)外,就必須透過縝密的分析,才能得知在不同的經社條件間,不同政黨或候選人的票倉何在。

所得在各國分析選舉票源時,最核心的社經數據(雖然世界上幾乎沒有階層簡單高低二分的政治地貌)。很有趣的,是僅管缺乏嚴謹的證據支持,但在地方執政權「北藍南綠」十餘年與國民黨的權貴印象下,許多媒體報導乃至以執行方式可議的民調為基礎的研究,都認為國民黨支持者的經社條件應該優於民進黨支持者,而且這種論述的散播者,也認定「藍富綠貧」同時存在於全國,也存在於全國每個行政區。雖然只要以最簡單的方式,即能顯示這種認認知的漏洞。

以四年前的台北市長選舉為例,當年台北市所得最高的十個里(台北市所得最高的十個里置於全國,當然更是金字塔的最尖端),蘇貞昌於其中五的的得票率高於全市平均,就算扣掉生活型態與所得分配「特殊」的三個陽明山里(陽明山前山的里普遍有超高平均所得、偏低中位數所得與高貧窮率的現象),台北市前十富里中還是有三個有高於平均的民進黨支持度。又如因「帝寶」沾染「權貴」形象,這幾年屢傳抗爭的大安區民輝里,其實是大安區少數曾被民進黨拿下的里。由此可知,如同在多數國家,把經濟條件對政治選擇的影響以政黨界限截然二分,在台灣是絕對錯誤的。

許多曾實際參與或第一手觀察台北市(或其他都會區)選舉運作者,往往因此憑經驗認為民進黨支持群眾偏向「經社地位的兩端」,而這種印象在台北又會因為律師醫師等專業團體、社區營造組織或台大外顯的政治風氣,而更為強化。誠然,民進黨確實在首都人口大多數的小白領階層較為弱勢,不過新近的選舉研究更精確地指出,民進黨支持度一般來說,有「在高所得地區與所得成正比,在低所得地區與所得呈反比」的現象,而這現象則當然於在相同族群比例下,國民黨對於低所得地區的「體制」(如軍公教、農漁會等),有更強的社會控制力。

二、族群:認為共享相同祖先、血緣或文化等要素而形成的人類群體

對於解嚴後接受國民教育的人來說,「台灣是個多元族群的社會」這句話朗朗上口,「多元族群國家」的理想也被寫進憲法增修條文裡。然而,由於「外省籍」是國民黨透過籍貫制度與恩庇侍從體系,從中國不同地區民眾所建構,而傳統文化的中原想望與對「漢民族」純粹性的假設,卻又讓統獨兩端一度都相信中國歷史裡的「土斷制」是族群「問題」的出路。因此這個國家的「多元族群」姿態,實質內容卻是將多元族群與多黨政治的組合組合視為禁忌。

所以,長期以來被視為影響台灣選民投票行為重要因子的省籍,在1992年戶籍法修法廢除「籍貫」登記後,便慢慢地被許多研究以缺乏最新資料為由,有意無意地淡化忽略。有趣的是在許多都會區(當然,特別是在選民經社條件同質性與族群異質性皆偏高的台北市),忽略了族群變項後,其他所有經社因子與政黨得票的相關係數都非常低。僅管二十年沒有辦法更新數據,台北市的選舉研究仍顯示台北市是一個族群大致呈西北-東南向對峙的割裂城市。這樣的空間關係可說沿襲自日治時期(即,外省人替代了日治都市發展裡的日人聚落),而這種種沿襲自歷史地圖的政治版塊其實也並非台灣獨有:波蘭的選舉地圖便著名地呈現當年普魯士、俄羅斯與奧地利瓜分波蘭的方式。

必須要先釐清的,是大多數人都會「否認」族群是投票行為最主要的原因,甚至有許多人會因為被「歸類」而惱怒,但現象當然不能只用「剛好」來解釋。否則不會有如在投開票作業向來固定的士林區陽明里,「剛好」是新園街前陽明山管理局眷區與「剛好」主要是山仔后早期聚落的投開票所,藍綠差距竟可在一個里內,拉開到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同一族群本來就容易有較相近的文化,而文化背景既然是政治選擇的重要成份,族群「考量」自然就會被隱沒了。

另外一個該有的認知,則是族群影響政黨偏好,但族群可不是在每個縣市,都是選舉的關鍵。比如,彰化是全國性選舉的重要「搖擺縣」,但依照內政部統計,彰化縣亦是福佬話使用率較高(而外省人口比例最低)的縣份,民進黨沒能掌握彰化,即與族群毫無關聯;基隆是外省人比率偏高的行政區,但國民黨在基隆非外省籍選民中的得票率,也高過全國平均值。真正多次因省籍而「逆轉」選舉結果的縣市,只有台北市與新竹市。台灣的族群分佈是有很大的區域差距的,中南部偶見的超大型眷改國宅,對整個縣市族群組成影響有限。

另一方面,形塑外省族群的籍貫制度,也讓本省人區分成「本省本籍」與「本省外縣市籍」,這與當時「反攻大陸」意識形態下,假定所有人都將回歸故里有關。不過,對於「本省本籍」與「本省外縣市籍」是否會有差別的政治選擇,雖然選舉實務早有定見,但學術上少有討論。絕大多數有近距離觀察經驗者相信,在台北市「本省本籍」多年來都以壓倒性的比例偏好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      

假如運用籍貫與都市新舊,1995年<台灣都市的內部結構>出版後為台灣社會所知(寫進現行高中地理課本)的芝加哥「同心圓模式」,也可被用於掌握包括台北市在內,絕大多數台灣主要市鎮的政治圖像:最內圈是在地人為主、支持民進黨的舊市區商業核心(但核心中會出現藍色的扇面,並以行政機關為中心);最厚實的第二圈,是從日治中後期大量新建日本住宅到九零年代間發展的地帶,這個地帶以不同地比例支持國民黨;最外圈則是深綠的都會邊陲,其中卻有深藍飛地(依附軍事基地的眷村)以點狀出現。

與本文無關但必須要聲明的(很重要所以請讀三次),政治選擇背後有著複雜的文化結構(即便選擇者並未自我認知),而族群本身就是文化(而非基因)的產物,所以不管是認定因為A族群的人政治選擇比較分散,所以B族群就不該集中支持同一政黨,或者認為甲族群既然強烈偏好某政黨,所以個體就不該作為族群內的絕對少數,在邏輯上都無法證立,也誤解了多元社會的真諦。

三、中間選民:意識形態或政黨光譜位居「中間」的選舉人口

在二十一世紀初,隨著民進黨的茁壯與新黨的崩解,泛綠與泛藍開始成為兩大「陣營」,這時「中間選民」曾在國外媒體上風行一時,還被某些媒體賦予前所未見的正面意義。只是,許多人不但如同國外常見的,將中間選民與「中位數選民」或「搖擺選民」混為一談,某些媒體(比如某位藍綠變變變的「嗯哼」名嘴)甚至錯把「中間選民」連結上毫不相干的「中產階級」。而在長期的獨裁體制產生的政治恐慌與政治幼稚病下,許多人也誤以為「中間選民」等同「無黨籍」。

所有的「群眾政黨」(德國人所說的Volksparteien)「理論上」都在追逐「位於中位數」的選民,但因為社會價值從來都不是單一序列,選舉更不是單一議題,所以實際上也很難找到真正的「中位數選民」。於是決定選舉勝敗的,除了政黨的訴求因社會變遷(支持者認知的「民智漸開」)或新的選舉技術操作,支持度大增而使政治板塊位移外,便是得到較多固定在不同陣營間流動的「搖擺選民」支持。
 
搖擺選民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存在著不同的社會圖像。在邏輯上,搖擺選民既不會早早服膺特定意識形態,從而不會是高社經地位選民;搖擺選民既不會有那麼多政治上的人情債,所以也不該定著於土地或職業團體上,往往年紀較輕或投票率較低。亦即,搖擺選民是個離「體制」(不管執政黨或在野黨)都較遠的群體,這也就是為什麼任何民主國家的政黨,總要評估投票率高低對局面的影響。然而,有另一種類的搖擺選民,則是全國性政黨整合中的地方夾縫,因此這些人會在不同形式的選舉中,固定在特定陣營間流動,雖然這種搖擺選民,與邏輯上的、「真正的」搖擺選民,在社會特徵上通常剛好相反。這種搖擺選民的例子如美國某些「新英格蘭共和黨人」,或者法國地方選舉「名流政黨」(partis de notables)的選民。

台北市選票的流動性偏低,但兩種搖擺選民還是都存在的。麻煩的是第一類搖擺選民並不「特別」集中在特定行政區,而是隨著整個台北市的選舉趨勢在不同的選舉間增減。因此這批選民有所謂「空氣票」的特質,而成為選舉文宣特別是形象廣告最重要的受眾。但那種地方型的搖擺選民就容易定位多了,那是個在偏向泛藍陣營的民代與泛綠陣營的首長間搖擺的群體。因為他們的政治代理人在國民黨中的歸屬與全國政治的因素,這些人被籠統地稱為「國民黨本土派」,包括「陳家班」與士林、北投、內湖、南港四區的另外一些地方家族勢力(比如士林新街吳家、南港闕家或者北投「陳祖厝」)。

但台北市的這批地方型搖擺選民的多數,與全國大部分地方的「國民黨本土派選民」有些細微的差別。對於無法進入細節的觀察者,「國民黨本土派選民」會讓人想到的,是中南部「講台語、吃檳榔」的地方人士,而這種印象的形成,又來自於國民黨主流非主流鬥爭時,後來成為新黨國民黨新連線集中都市,而與「主流派」產生強烈對比。但事實上,既然出了台北市,不分藍綠都是以本省人為主體,「國民黨本土派選民」在地方選舉,其實少有實際意義。

但台北市的「國民黨本土派選民」,卻是規律地在不同選舉間挪移於藍綠陣營,這與所謂「本省本籍」台北市民高比例地在首長選舉中反對國民黨,但許多出自這些家族的地方派系,卻沒有脫離國民黨的誘因有關。一個非常驚人的例子是在士林區的新安里:在2002年這個里有近三成五的選民,在應選十席的市議員選舉中,把選票投給了吳碧珠一人,但在兩年後的總統選舉,整個「國親聯盟」在新安里也不過得到四成二的選票。比起PTT上虛無的噓推文數,來自這些高度組織化的台北市「國民黨本土派選民」的意見,其實是判斷市長選舉最新發展、拔樁是否有成,更有意義的指標。  

四、「賽爾特邊陲」:英國自由黨在蘇格蘭高地、威爾斯北部與英格蘭西南的票倉

英國是最早有人試圖分析選舉的國家,而「賽爾特邊陲」(Celtic Fringe)則是英國選舉學上的有趣發現。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工黨在都會區崛起,由新興工業家、社會改革者與開明派貴族所組成的十九世紀大黨自由黨快速瓦解,而只能守住一些地處邊陲的票倉。然而,這些偏遠地區既與葛雷斯頓自由黨(Gladstonian Liberals)給人的印象(城市政治、投票權、自由貿易)相去甚遠,自由黨能守住這些地盤當然讓研究者驚奇。 

對於「賽爾特邊陲」出現的原因,有幾個普遍被同意的理由。首先,這些地方之所以支持自由黨不見得與自由主義相關,而是當地的大家族和全國性自由黨的結盟,再因為這些邊陲地帶地廣人稀、人口變遷有限,所以政治傳統能比較好地被保存著;其次,這些地方既無重要工業而沒有勞工政黨,在宗教傳統上又與信仰國教會的保守黨格格不入;最後,雖然「賽爾特邊陲」為自由黨掌握,但自由黨選票其實還是來自都市,只是當不了第一大黨。 

「賽爾特邊陲」雖然是非常英國的詞彙,但這種現象則超越國界。比如說在台北,幾乎所有的山區與洩洪區,都以壓倒性的比例支持著民進黨(泛藍票倉文山區的深綠地盤老泉里,沿著新店山區與坪林石碇的村里,一路延伸到貢寮,而這個「綠色走廊」甚至還同時保留著特殊的安溪腔台語與風俗)。這些地方的綠營傳統,當然並非來自產業去黨國化、司法改革或(特別不是)環境保護等傳統反國民黨議題,而是與黨外早早結盟的地方家族,與比市中心舊商業區還要低度的人口變遷。

從「賽爾特邊陲」這個概念,可以理解為什麼從面積而言,台北市其實是「綠大於藍」;可以理解用「得票率百分之五十」(而非該年度藍綠各自的得票率)作為政治板塊背景分析的門檻會產生的誤導性(因為民進黨穩定勝出的里,有相當一大部分「山高水深」);也可理解潛藏在快速都會化背後的老台北人際網絡,和所謂「國民黨擅組織、民進黨重宣傳」這個刻板印象的缺失。

五、「反教權主義」:對於宗教組織影響社會生活的反對力量

「反教權主義」(anti-clericalism)是早期歐陸與拉美政治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在政治上,這往往是出於對天主教會介入社會生活的反撲;因此在義大利,「反教權主義」的重鎮其實恰好是受教會直接統治的教皇國(直到今日,前教皇國依然是義大利左派重鎮),而在德國,大主教城如科隆或美茵茲的地方政治,直到戰前都還深受「反教權主義」與教會對峙的影響。

「反教權主義」雖然在字面上反對的是神職人員,但是它所反應的社會現象,也存在於各種獨裁與後獨裁體制中。國民黨的黨國資本主義雖然是以台北為基地,但也是在台北,黨國體制與原有的市民社會磨擦最為劇烈。因此,相信與權力接近便會成為權力的盟友,始終是一種錯誤的政治預期,而反過來意圖將與權力的對抗直接引為「唯一」的政治訴求,通常既無法產生改變,也往往會弄巧成拙。

六、指標里:選舉結果反應更大範圍結果的村里

多年來在台北市的選舉中,始終有兩個里被稱為「指標里」:士林區天玉里被認為開出的選票,會反應全台北市的開票結果;北投區的湖山里則被認為開票的結果,會與全台灣的選舉結果相近。對於喜愛趣聞的台灣媒體,天玉里因此成為台北市選舉SNG車的固定駐點,雖然媒體對此現象的分析,也就是「人口結構與全市組成相近」,顯然不是太禁得起檢驗。

若以經社條件來看,天玉里事實上高出台北市平均值不少,而在媒體剛發現天玉里可做為全市選舉指標時,當時天玉里內的中央社宿舍也拉高了這個里的外省籍比例。天玉里之所以會變成台北市選舉的指標,其實是偏高的外省籍人口與較偏綠的天母本省居民剛好扯平,使得天玉里的選舉結果近乎全市平均。但值得一提的是天母東西路兩側的里因為都市發展的脈絡,選舉結果其實都與全市平均相去不遠。

但也因為指標性來自不同因素的相互拉扯,把指標里的選民口味也當成具有全市代表性,或者說加重在指標里的攻勢,除了噱頭外,其實少有實際影響。

七、必爭之地:雙方為求勝利非爭奪不可的戰略要地

雖然因為台灣議員選舉的多席次特質,因為在選舉資源配置上,較多數國家平均。但不同陣營既然各有地盤,只能削弱而難以攻克,因此集中資源投入的必爭之地,其實比所謂的指標里更能看出選舉風向。理論上,全台北市所有得票率介於民進黨平均得票到百分之五十間的區里,雙方都不能掉以輕心。不過在這個區段有幾個高經社地位的地帶(包括天母、民生社區與大直),藍綠雙方選票都已高度緊繃,所以雖然藍綠差距不大,但要是非國民黨陣營得票能在此趕上國民黨,除非國民黨全面崩盤。

但對於仰攻的非國民黨陣營來說,搶下少數游離選票比例較高的區域,才能夠贏得台北市。這些地方的共同特色是所得中等、城鄉移民比例偏高,包括內湖區、南港區與北投區的石牌。而所有拿下台北市單一席次選舉的候選人,除了2000年贏了台北市的宋楚瑜在石牌輸給陳水扁外,都是這三個地方全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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