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表示，儒家思想是中國追求民主、自由很重要的根源；從明朝開始，商人就為中國提供另一種思想基礎，有異於朝廷，因此不能再用傳統「士農工商」觀點來看待商人。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最近在台灣舉行公開演說，擔任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泛森做了以下的結語：「沒有胡適的年代，就讀余英時吧！」余英時這次回台是領取第一屆「唐獎」的「漢學」獎，該獎由潤集團總裁尹衍樑創辦，獎項金額高達一百五十萬美元，是全球金額最高的人文科學獎項。
台灣兩場演講皆爆滿，余英時對在場年輕學者不忘諄諄訂嚀：學術最終追求的，如何清楚分辨價值的轉變？如何深刻體會時代意義的追尋？如果說他在一九六四年指導的博士生、《萬曆十五年》作者黃仁宇被外界冠以「大歷史」研究學者，余英時則是從歷史視野，觀照了東方時空之中思想、社會和文明制度演進架構和溯源，難怪他能從五十年代美國社會學科開始凌駕人文傳統之際，還能橫跨歐洲的「漢學」體系、冷戰後局限地緣的「中國學」和傳統中華「國學」體系。
二零一三年余英時出版《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一書，讓讀者可以一窺千年之前生動的文明創建過程：他先採用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的「軸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為切入點，但並不期望和西方的突破對接，而是巧妙點出東方哲人想建立的理想秩序，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內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
余英時的書近年也在大陸出版，包括《學思答問—余英時訪談集》（余英時作品系列，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出版社強調他是「胡適之後，海外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這也變成了中華文化的一種「巧妙」傳承：因為「唐獎」是由台灣的中央研究院負責主辦評選，中研院來台之後的第一位院長就是胡適，這次唐獎第一屆得主則選出了余英時。
從去年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期間，余英時批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緊縮言論自由，會使得「反腐倡廉」成效不佳，一直到香港「佔領中環」事件，這位史學家顯然充份運用他的言論自由，誠如當年胡適面對蔣介石的權力也不假辭色，余英時也曾對轉型時的台灣政經社會提出嚴肅的質問：「沒有文化也一樣可以活，但問題是，這樣活下去有沒有意義？」
現代中國，或許「活著」，就是一種意義，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壯大，余英時也提出了從明朝開始，商人在政經文化及科技知識傳承上，扮演一定角色，不能再用傳統儒家的劃分方式看待，而隨著中國成為世界重要部分，余英時也把一千年前的思想種子，從古代中國提煉出來、保存、試圖復甦，從這個角度來看，漢學的「全球化」也讓思想種子找到更多適合的溫床。以下是專訪內容：
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注重漢學，您認為中國大陸經濟崛起是漢學受到重視的主因嗎？大陸崛起又會如何影響漢學研究發展？
我認為全球漢學的研究發展，和中國經濟的壯大無關。因為從上一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全球各地漢學家就在努力發崛中國歷史文化中多樣的研究領域，從歐洲到日本，而且我們是研究整個中國的歷史材料，不只是近代而已，而且，這些歷史領域和中國市場也沒有關係，也就是說，漢學過去半世紀的發展，是全球學者努力的結果，而大陸崛起之後的漢學研究，會讓人才更加多元，更加年輕，但是研究漢學最重要的還是「敬業」精神，應全力以赴，不受功利主義、政治威權的外力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