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全世界尤其全中國的目光正聚焦香港。今天的香港，一如25年前的天安門廣場。25年前的廣場抗爭失敗了，這慘烈的一幕會在今天的香港重演麼？可能是所有關注者最大的問號，也是最大的焦慮。
答案顯而易見。以當局擁有的手段和資源，像25年前那樣來場大鎮壓並不難。甚至，都不需要大動干戈，而可以更隱晦，更技巧。問題不在鎮壓能力，只在鎮壓成本。
經濟上的成本當局肯定早有估計，且在所不計。最大成本是人心成本，而這未必估計夠。因為這需要足夠的人文視野，人文恰恰是當局最大的短板。
一句話說穿，鎮壓之于當局其實已無成敗之別，只要鎮壓，就是失敗。因為鎮壓會是對人心的致命一擊。武力上再怎麼成功，最後控制的也只是物理意義上的香港，永失人心香港。「中國」兩字在香港人眼裡將淪為野蠻的同義詞，徹底妖魔化。羅湖海關，將成為所謂「香港人」、「中國人」的心理分界，永難彌合。
貳
其實，無論態度看上去多麼決絕，今天還願站出來抗爭的香港民眾，很多人並沒有切斷跟中國的心理臍帶。他們可能確實不喜歡當局，不喜歡體制，但至少還有國家認同。這尤其體現於泛民派的一些中堅人物。早在港英時代，他們就是反殖急先鋒，渴望和推動香港回歸。
如果說回歸後香港有什麼變化，最大變化可能是本土意識的崛起。但這無可厚非，這不是香港才有，而是全球性的趨勢。如果體制合理，包容性強，本土意識不僅不會導致衝突，反而只會強化社會底盤，豐富多元文化。如果萬一衝突，則只能歸於體制太僵硬，太單一，壓迫性太強。這時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改變體制，讓體制更柔軟，更人性，更適應多元需求。
遺憾的是，素來最缺人文視野的當局，不可能有這理解力。衝突也就不可避免。一切對自治的呼籲，對本土權利的捍衛，都被視為對大一統的挑戰，對權力利維坦的威脅。這實際是文化衝突，是文化意義上的兩個世界的對壘。
是的，是兩個世界。名義上同在中國天空下，血緣同為中國人，但文化上的分殊太大。權力利維坦並非中國固有，中國歷史上是有分治傳統的，權力再怎麼專橫，也還有社會自治、地方自治和文化自治的空間。權力征服一切、佔有一切，不給社會任何空間，這樣的利維坦只是近代以來才有的怪物，具體講，是黨國時代才有的，屬於典型的外來物種。既是反普世的即反憲政的，更是反中國的。
習近平主席今年教師節在北師大講：去中國化很悲哀。這話沒錯。但統治集團不會承認，權力利維坦對社會的全面佔領，才是徹底的去中國化：以國家力量推動的去中國化，制度化的去中國化，衍生其他一切去中國化的源頭。
經過權力利維坦的反復摧殘，文化上中國已不復為中國，中國人已不復為中國人。二十世紀初的思想界有過亡國滅種的恐懼，以為會亡于、滅於異族之手即西方列強之手。哪知百年來固然沒有亡國，文化上卻可以說幾乎滅種。只是並非滅於西方列強之手，而是滅于文化意義上的異族即權力利維坦之手。權力利維坦文化殖民之大獲成功，即便真正的異族統治者如元清兩朝都要自愧弗如。
全面征服，全面佔領，文化殖民，這便是權力利維坦統治中國的三部曲。所有本土意識的覺醒，所有對本土權利的申張，所有文化傳統的重建，都是對權力利維坦的抵抗，都是文化上的反殖，客觀上都是救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