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尊奉先王之道，先王就是以前的勝利者，勝利者可以雍容大度，所以儒家學說的性格也是寬宏的，無論實際底下怎麼壓迫人，它表面上總是雍容，這才能讓人樂與景從。墨子與墨家不是這溫拿一掛，不能溫柔地拿，又拒絕作魯蛇（在此的確可說是魯國之蛇），他們是硬派角色，學說也就不免剛硬甚至偏激。
墨子的大弟子禽滑釐，似乎是最能苦幹的，和墨子一樣摩頂放踵，三年就操得形容憔悴，後來應該是過勞死了。有這個榜樣，其他墨子門徒的道德壓力想必更大。墨子倒是長壽，雖不知活了七十還是九十幾歲，然而何炳棣先生推論：鉅子制的建立，是在墨子死後。為什麼呢？因為沒有一個能有墨子一般威信的門徒，所以在墨子晚年，墨者決定拱立一個擁有絕對權威的鉅子，好在墨子過世後繼續代表墨家的理想，領導墨者集團。
首任鉅子孟勝，就這樣秉承著這個使命，率領一百八十五名墨者，幫楚國陽城君守城；陽城君其實已經跑了，這仗也是楚國內部政爭，不是什麼抗擊外敵的義戰，但孟勝還是堅守這可以不必守的約定，力戰至死，並且說：
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
這是《呂氏春秋》的記載。這「墨者之義」究竟是怎樣的道德觀，讓他們願意犧牲自己，成就墨家的名譽？我們現代人大概不會認同他，但他並不需要我們認同，他們需要的是自我實現。孟勝死前派兩人突圍，把鉅子之位傳給田襄子，這兩人完成使命後，還要回去和孟勝一同殉死，田襄子以鉅子的權威命令他們不要回去送死，那兩人還是去死了。
如果說鉅子的權威是絕對的，那兩人自然不該回去殉死，然而世事本無絕對。站到那兩人的立場來看，死，不死，何者較能自我實現？較能讓他們覺得對得起自己和同儕，對得起士人重義輕生的血性傳統？
總之，他們的死，是死出墨家的硬派名聲了。即便你說他們愚忠，但對國君來說，這樣一群能打仗、能建設又忠誠的人，吸引力有多大？設使《呂氏春秋》的記載屬實，孟勝的「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一句，其實也就是向各國國君發的信號，是在為墨者找出路。他們畢竟沒有選擇像後世的列寧式共產黨那樣自己革命。
然後一部份墨者入秦了，以其工程學、兵學和組織，幫助了秦國由落後走向先進、從弱小變得壯大，改革出嚴謹的政治體制，進而在數十年生聚教訓之後，從魏國手中奪回河西之地。
而當秦國從被侵略的弱者，變成吞併列國的強者；當墨者從任俠的結社成員，變成中央集權軍國體制的一份子，這時候，墨家的初衷，還會有人繼續講嗎？墨者的身份，還會比大秦官員、大工程師的身份重要嗎？這些墨者會不會軟化了？腐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