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墨家究竟是怎麼消亡的呢？
不賣關子了。直接講答案：被秦國溶掉了。
這個答案，是近幾十年來先秦史逐步逼近，最後由何炳棣先生(1917-2012)大手筆總結出的。這篇論文，發表於2010年：〈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從重建秦墨史實入手〉，網上可以找到演講稿，完整版收錄於《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台北：聯經，2013年7月）。
這篇論文，極度精彩。當年我在往復論壇（現已關站）上瞠目結舌地讀了兩遍，感覺全身被洗滌一新好容易才稍稍平靜下來以後，感想是：我何其有幸，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見到了人家凝聚畢生功力，作出了這樣頂級的解答千古之謎的史學示範。
何先生首先從地理上考證，戰國初年魏國從秦國奪取的河西之地如何重要，再聯繫起秦獻公繼位後秦國的百廢待興，以及同時墨家鉅子孟勝率領一百八十五名墨者助楚國陽城君守城，而全數殉城的時事，進而推論：迫切想要勵精圖治的秦獻公，不可能沒有注意到墨者集團。再經由多種史料的旁證，何先生推斷，墨者入秦，就在獻公之世；《墨子》經書中記載戰守與軍紀法度的〈備城門〉篇，也應該就是秦獻公任命墨者為河西「守」（最高軍政長官）、「尉」（中級軍官）以後，在地勢複雜的河西長期操練、實戰，最後總結出來的。
何先生又推論：墨家思想的「尚同」，正合乎秦獻公的需求──將先前政令混亂、貴族各行其是的秦國，轉型成為「政制一元化」的中央集權國家。何先生又引用一個多世紀後荀子對秦國政風民俗的觀察，證明秦國的確可說實踐了許多墨家理念。《荀子》一書並不冷僻，那一段名為〈彊國〉的記載也是幾乎每一部秦史著作都會提到的，然而何炳棣先生和一般學者的差別，就在他能將大家都以為已經很熟悉（至少也聽說過）的典籍，找到極少人注意過的細節，彼此貫串起來，之後再引用這些名篇加強證據力，也使這些名篇煥發出了嶄新的光彩。
過去我們都以為秦國轉強是從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開始，是法家的功勞，連《荀子》也這麼說；誰能想到，兩千多年以後，出了一個何炳棣，說應該再上推一世，從秦獻公招納墨家開始？
至於墨學為何式微、墨家為何消亡，何先生在結論中就給出了他的答案：
（1）墨子理想過高，難為常人接受
《莊子‧天下》篇所論，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任，奈天下何！
（2）時代巨變不利於墨學及墨者
當秦獻公徵募墨者之初，秦是被侵略的弱者，正是篤信兼愛非攻的墨者樂意效忠的對象。但經過獻公晚年與魏「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大凱旋後，秦迅即變成最強的軍事侵略國。這一基本事實既造成所有墨者良心信念的矛盾，更切斷所有墨者社團發展的機會。
（3）獻公與墨者的特殊因緣
筆者曾屢度提到墨者的種種專長恰恰迎合獻公迫切的需要。撰此結論之際，再度反思，深覺二者之間的關係堪稱是特殊因緣。之所以特殊是：建立關係之初雙方都覺得一切同軌合拍，歡同魚水；雙方都不能預料局勢發展下去會只對秦國有利而對墨者極端不利。
這是因為戰國期間主要國家都在建立中央控制下的新型官僚制度，墨者仕秦之初即以多種專長被分配到官僚機構中的不同部門，事功雖有冊籍可稽，姓名則匿而不彰。墨者的種種技能和專長既經常被政府汲取利用，其地位和功用就越來越「邊緣化」了。秦墨最無法抗拒的是統一集權中央化的政治洪流，自始只有浸泳其中任其漂蕩，不能也不容逃脫。事實上，仕秦四、五世代以後業已完全消融於此洪流了。從理論及事實觀點推想，至晚到始皇三十四年（西元前213）詩書百家之禁，墨者已經完全消聲斂跡湮沒無聞了。
何先生最後講解了這篇論文的標題：
六十多年前，陳寅恪師對馮友蘭師《中國哲學史》（下冊）的《審查報告》三，特別提出兩項論斷。一：
佛教經典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兩宋）新儒學之産生及其傳衍而已。
二：略闡由佛引起儒釋道三教混融之後，轉而反溯：
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所寄託之專家，李斯受荀卿之學，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實儒家一派學説之所附繫。……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為儒家學説具體之實現，故二千年來華夏術族所受儒家學説之影響最深最鉅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術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今日反思，陳師兩項論斷皆有商榷餘地。兩宋新儒學之産生，固然是我國近千年來思想史上的大事，但就全部傳統中國歷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應是秦專制集權統一郡縣制大帝國的建立及其傳衍。
讀到這個論點，你心頭會不會一凜？話說，陳寅恪那一輩學者，為什麼會那麼看重所謂的「新儒學」呢？大概是因為這個傳統和他們經歷的時代潮流、生命際遇，糾葛太深了，他們不願放棄這個情懷。何炳棣先生也不是沒有對傳統的情懷，然而他的學術生命，卻正是在與這情懷的負面效果作戰：老派學人和新儒家對傳統學術都還有美化的願望，作出了不少失實的空談；何先生則一秉實證的態度，剝去所有的幻想，直指政治與權力運作的本質。
是的，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什麼能夠指向自由民主的聖人、真理的出世，而是最反自由民主的專制的確立。
記得約二十年前《明報月刊》還是哪裡記過一事：台灣美術家到大陸開會，會議上提問：「對現代中國美術影響最大的人是誰？」有人說齊白石，有人說張大千，然後我們台灣美術家說：「都不對。在我看，影響現代中國美術最大的人，就是──毛澤東。」全場默然。
沒有人能說這不是正確答案，因為「最大」不等於「最可喜」；事實上，最大的事，往往是令人沮喪、失望的。這一則故事的年代應該是1990年前後，兩岸剛開放，大陸美術家正亟望走出毛時代、重寫藝術史的時候，而我們這位台灣的同行，便殘酷地殺了這風景，提醒大家回頭直視背後的陰影。
何炳棣先生也是殺風景。在書生們提出各種新論述，想要在這民主時代裡延續傳統文化光環的時候，何先生說：不。他繼續說：
國史上對傳統政制之本質及其運作了解最深刻的當推漢宣帝和毛澤東。
然後他引用了我們歷史系學生都讀過的《漢書‧元帝紀》中，漢宣帝的名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以及1973年毛澤東的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百代都行秦政法」。
何先生是欣賞毛澤東的。一位前輩和我說過：何先生有英雄主義的情懷，治學又有不憚與整個學界作對的霸氣，所以他欣賞毛澤東，也是氣味相投。毛雖被許多人目為魔王，但他在史學與政治上確有真知灼見，至今中共黨內黨外，全都是他的徒子徒孫啊。
然而何先生和馬列毛一派的唯物主義權術狂人，還是有所不同。毛澤東影響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抹黑傳統思想，是為了唱紅新學以自保、自立；傳到理想主義破產的1990年代以後的末流，又有一種「拒絕崇高」、「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意念在內。何先生則還是保有著一顆深沉的仁者之心。請看這篇論文的最後一段：
最後，「大事因緣」的「因」和「緣」尚需解釋。「因」當然是篤行兼愛非攻，不惜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緣」則甚奇，奇在：墨者原來兼愛非攻無私救世的情懷，在竭忠盡智仕秦的過程中，竟無情地被時代化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劑——這才是人類史上值得謳歌讚嘆的永恆悲劇！
這真的不是現在一般歷史學者能寫出來的文字。何先生活了九十多歲，見證了大時代多少學者的情思、多少希望的破滅，才把這件「大事因緣」這樣定性成了「悲劇」──我認為，這悲劇，比悲劇更悲，一因為它裡面不見衝突，只有消融；二因為，我們現在，仍然活在這個規律裡面：君不見這幾十年多少新科技、新思想的發明，原以為能使人類更加自由的，結果都成了更強力的集權維穩器具？
然而，縱使幻想破滅，我們不該絕望。相反的，正是要能如此看得透，我們今後才不會被自己一廂情願的希望誤導。這便是史學的意義與價值所在。豆瓣讀書網站上，有一篇書評，便是這麼這麼稱讚何先生：
……這一系列研究的結論，或者說背後的情懷，我自己的體會是有一份大悲憫。他將中華文明的意識形態的淵源定格在宗法模式的思維，這是由農業經濟形態、早期王朝的政治局勢多方的情景予以證實。最終下延，以張載《西銘》句句考證，坐實宗法意識形態始終居於中國精英與政治的主流價值中。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對春秋戰國諸子學說競爭發展的推演，將諸子學說為後代闡述衍生的形而上部分，盡行剝去，留下赤裸的政治哲學內核。
今後，我們也要在這終於得以明晰起來的「赤裸的政治哲學內核」上，重新闡述我們的歷史故事。
何先生這篇論文沒有回答的問題是：即便墨家的功績都如此被埋沒了，為什麼墨家在秦漢之際沒有留下自己的說法？
我想，這就是我們小說家今後可以發揮的空間了。這裡我先從心理上稍作推想：墨者的自我認同，最初是什麼樣子的？
墨子為什麼能吸引到那麼多門徒？或者問更深一點：墨翟是怎麼成為墨子的？2008年大陸作家劉勃有一篇文章〈攻墨〉如是說：
據《淮南子·要略》，墨子當初也是在儒家那裡上課的。
孔子生活的年代是春秋末，墨子則在戰國初（照有的演算法還歸到春秋）。時間上相隔並不遠，可就是這幾十年裡，世事天翻地覆，此時的儒生們，和孔子生前已經不怎麼相同。
孔老二自己這一輩子，是到處觸霉頭的。然而他晚年所收的弟子們，在諸侯那裡卻很是吃香。曾參、子夏之類都被供養起來。兵法家吳起是何等的奢遮人物，可在魏國爭官爵的時候，聽到幾個儒門弟子的名頭，也只好沒脾氣。
說起來原因倒也簡單。那個年頭，天子丟臉，貴族垮臺，——相應的，也就是普天下暴發戶多得要命。趾高氣揚之餘，在生活方式上，哪有暴發戶不歆羨舊貴族的呢？家臣掌握了國家權力（所謂「陪臣執國命」），大夫混成了諸侯（如三家分晉、田氏代齊），職稱是有了，沒那個氣質，還是免不得被人恥笑。氣質的培養，指望傳統貴族教你是不成的，最好的禮儀課老師，當然也就是當初在孔子那裡接收傳統文化教育的「儒」了。
於是先王的禮樂經儒生們這樣一講解，儼然便是那個時代的小資生活指南。據荀子說，子夏一派的門人，精於修飾儀表，整頓衣冠，而對國計民生提不出建設性的意見。但這種才能便已經足以讓他們享受各諸侯國的特殊津貼了。
一般的儒生當然不得這樣體面，然而日子也還是過得下去的。他們像是《伊索寓言》中的知了，因為好吃懶做而不得不常常忍饑挨餓，春夏之際他們出去乞食麥子，但只要富貴人家死人，整治喪禮的過程便是他們大吃大喝的機會。
墨子是這樣描述那些他當年的同學的：看見食物，他們像鼴鼠一樣藏起來，用公羊一樣的眼神緊盯著，然後像閹割過的豬一樣猛撲上去。君子嘲笑他們，他們便說：「你們這些不學無術的人，怎麼能瞭解優秀的儒生呢？」（《非儒》）
讀過《墨子》的人都知道，做漂亮文章並不是他的特長，尤其是，他通常並不具備刻薄人的小聰明。這樣繪聲繪色的筆觸（還有一連串的比喻）在他這裡可是難得一見。當然，我也不免心理陰暗的做這樣的猜想，當年墨子在儒門念書的時候，那段經歷很不愉快。
於是墨子反出儒家了，他看不慣這些人，也看不慣那順應「親親」的人之常情來制禮作樂的儒家學說，他苦幹實幹，和儒家對著幹。如果說儒家吸引了想要進入上流社會的平民、寒士、暴發戶，那墨子與墨家所吸引的，就是與這種主流價值觀不相容的工匠、俠士吧。
然而人都是需要自我認同的。你不認同這個價值體系，那就要加入或者建立另一套價值體系。空談不足以服人，墨子也不喜空談，他就以苦行來維持自我認同，想必他的門徒也會以能團結、能吃苦為榮。我們看《墨子‧尚同》篇，集權性格很重，你不要以為它站在「平民階級」的立場就合乎民主價值了，不，這種平民的結社，或者說幫會，往往比貴族社會更講集權，甚至會達到極權主義的地步。為什麼呢？究其根本，大概是因為他們「團結起來對抗世界」的渴望，遠比身為既得利益者的貴族以及無所謂的順民深吧。
儒家尊奉先王之道，先王就是以前的勝利者，勝利者可以雍容大度，所以儒家學說的性格也是寬宏的，無論實際底下怎麼壓迫人，它表面上總是雍容，這才能讓人樂與景從。墨子與墨家不是這溫拿一掛，不能溫柔地拿，又拒絕作魯蛇（在此的確可說是魯國之蛇），他們是硬派角色，學說也就不免剛硬甚至偏激。
墨子的大弟子禽滑釐，似乎是最能苦幹的，和墨子一樣摩頂放踵，三年就操得形容憔悴，後來應該是過勞死了。有這個榜樣，其他墨子門徒的道德壓力想必更大。墨子倒是長壽，雖不知活了七十還是九十幾歲，然而何炳棣先生推論：鉅子制的建立，是在墨子死後。為什麼呢？因為沒有一個能有墨子一般威信的門徒，所以在墨子晚年，墨者決定拱立一個擁有絕對權威的鉅子，好在墨子過世後繼續代表墨家的理想，領導墨者集團。
首任鉅子孟勝，就這樣秉承著這個使命，率領一百八十五名墨者，幫楚國陽城君守城；陽城君其實已經跑了，這仗也是楚國內部政爭，不是什麼抗擊外敵的義戰，但孟勝還是堅守這可以不必守的約定，力戰至死，並且說：
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
這是《呂氏春秋》的記載。這「墨者之義」究竟是怎樣的道德觀，讓他們願意犧牲自己，成就墨家的名譽？我們現代人大概不會認同他，但他並不需要我們認同，他們需要的是自我實現。孟勝死前派兩人突圍，把鉅子之位傳給田襄子，這兩人完成使命後，還要回去和孟勝一同殉死，田襄子以鉅子的權威命令他們不要回去送死，那兩人還是去死了。
如果說鉅子的權威是絕對的，那兩人自然不該回去殉死，然而世事本無絕對。站到那兩人的立場來看，死，不死，何者較能自我實現？較能讓他們覺得對得起自己和同儕，對得起士人重義輕生的血性傳統？
總之，他們的死，是死出墨家的硬派名聲了。即便你說他們愚忠，但對國君來說，這樣一群能打仗、能建設又忠誠的人，吸引力有多大？設使《呂氏春秋》的記載屬實，孟勝的「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一句，其實也就是向各國國君發的信號，是在為墨者找出路。他們畢竟沒有選擇像後世的列寧式共產黨那樣自己革命。
然後一部份墨者入秦了，以其工程學、兵學和組織，幫助了秦國由落後走向先進、從弱小變得壯大，改革出嚴謹的政治體制，進而在數十年生聚教訓之後，從魏國手中奪回河西之地。
而當秦國從被侵略的弱者，變成吞併列國的強者；當墨者從任俠的結社成員，變成中央集權軍國體制的一份子，這時候，墨家的初衷，還會有人繼續講嗎？墨者的身份，還會比大秦官員、大工程師的身份重要嗎？這些墨者會不會軟化了？腐化了？
沒進入秦國的墨家、留在民間的墨者又是如何呢？我們一般印象中任俠而嚴謹的墨家形象，大概就是這一路傳下來的。實情是，所謂對墨者有絕對權威的鉅子制度，大約在第二任的田襄子之後一段時間就不行了：墨家發生了分裂，幾個山頭各奉自己的領袖為鉅子，「相謂別墨」，打嘴仗互鬥，說我才是正宗。鬥到後來，再也沒人能得到足夠的權威擔起「鉅子」這個頭銜，只能退一步叫「墨者師」。這是《莊子‧天下篇》的記載，他提到了墨家「至今不決」的分裂狀態，諷刺之餘，也有一些憐憫。
呂不韋在秦國編的《呂氏春秋》更狠了。我學習大陸作家所擅長的陰暗心理，也從中讀出了一些排擠墨家的險惡用心：
〈首時〉篇記載齊國的墨者田俅，欲見秦惠王，三年不得見，聽人勸，轉到楚國，楚王欣賞他，給他將軍之節，讓他再到秦國，終於見了秦王。之後他說：「原來，通往秦國的路，在楚國啊！」
〈去宥〉篇：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向秦之墨者唐姑果打聽那個人，唐姑果怕秦王重用之，就說他壞話，後來那個謝子果然沒能和秦王談好，失敗走人了。
分山頭、爭正統、求官、排擠，這些記載裡的墨者，和我們一般政客有什麼不同？和墨子當初所厭惡的儒生有什麼不同？一樣！
如果說有什麼不一樣，大概就是：相對於雍容的儒家學說，這些後世墨者，和原始墨家的硬派理想與苦行傳統，差更多，矛盾更大。就像現在經常有人嘲笑左翼文青，說是玩假的，比起真正拼命的工運前輩、革命先烈，一分也比不上。
《呂氏春秋》還有一篇〈去私〉：田襄子之後的鉅子腹䵍（ㄊㄨㄣ）在秦國做官，兒子殺了人，秦王說先生年老，又沒有別的兒子，我已經叫下面的人別殺他了。腹䵍不領情，說殺人者死是墨者之法，我不能開特權。於是回去還是把自己這獨子處死了。
這篇故事表面上是讚譽墨者的大公無私，其實，可能是反廣告吧？我們或許樂見上位者這樣嚴以律己，但我們自己會想加入這種不近人情的集團嗎？這種故事，最可能的功用是什麼呢？以現代的網路嘴砲生態而言，大概就是用來酸人吧。而如果你是屬於那些被酸的群體、社團、學派，你就會很幹了。
那怎麼辦呢？越想越沒趣，也不能怎麼辦。如果還有技藝在身，那麼，能做官的自去做官，想任俠的自去任俠，就別管什麼墨家了吧。
也許還是有真正的義人、真切體認到墨家根本問題的墨者吧，然而誰會有興趣記載他呢？墨家自己是不會的，自討沒趣嘛，再說墨家確實不善著述。儒家、法家、道家是有可能，但前提是，墨家要仍然是一個可畏的對手，我們才有動機去引一個墨者來噁心墨家。孟子的年代，墨家還是顯學，所以《孟子》對墨家的攻擊很猛烈；到《莊子》、《荀子》的時候，大約墨學已式微了，於是莊子也就是閒談幾句，而荀子更在乎當令的法制──他學生李斯、韓非就成為法家的代表了。倒是雜家的《呂氏春秋》，大概因為主編呂不韋在當宰相，瞭解墨者在秦國的故事與勢力，所以《呂氏春秋》或許也就負擔著一個反宣傳的任務，要讓已經式微的墨家，更沒有翻生的希望和吸引力，讓墨者更寧願繼續消溶於體制之中了吧。這是我一個大膽推想。
墨家各派之間的相互攻訐，想必也是有的，但會讓人覺得特別值得流傳嗎？現代這種文章是不少，但外人看了八成只會覺得「貴圈真亂」吧。又有一說，說講究辯論的名家實際源出墨家，然而當時人就覺得講「白馬非馬」名家是詭辯，是想紅，不是踏實想做學問。或許，他們的自我認同、自我實現的目標，從來就都放在政治，而非學問之上。所以，過去我們常有人感嘆名家沒能發展出邏輯學、墨家沒能進一步開創物理學；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如今一大堆跑去學了西方正宗科學、哲學的人，學過來也是拿來搞政治、搏名位。我們也經常看到有人批評華人這種庸俗的劣根性，然而會說這種話的人，八成也是在搞政治鬥爭。結論是不管怎樣樣，都是偽善，都是政治鬥爭。好一點的是禮教殺人，差一點的就是撒潑耍賴、意氣之爭。
就像社運圈有不少失望、絕望的過來人，墨家的消亡，也必有因為墨者對墨家失望。不論是在理想這一端，還是在現實這一端，墨家留下來的東西，例如現代人津津樂道的秦國兵器生產線、各種標準化的製程，以及何先生這篇論文考證出來的軍政制度，都是合乎中央集權專制統治需求的；至於墨子的初衷，或者我們比較樂見的什麼平民立場的理念，都被放在一邊了。
最後，當秦末失政，群雄揭竿而起時，有六國舊貴族要復辟，有刑徒自力更生，有道家、儒生投靠新貴出謀劃策，更不乏陰陽方士招搖撞騙，也有劉邦那樣有智慧的混蛋，什麼虛名都不管，直接和民眾約法三章，最終得到勝利，並且繼續任用法家的刀筆吏……但就是沒有墨家，也沒人提墨家了。
這之中還有多少空白可以填，多少細節可以編呢？我想，應該會有很多的，而且，必能映照到我們現代的問題。有興趣的朋友，請一定要找《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來讀一遍。比起前面提到那些二三十歲非歷史本行人士的作品，這是一個專業的、九十幾歲的第一流歷史學家，生前最後一篇大論文。我大二時，曾有幸聽何先生在台大開的一場講座，當時我只感到他好像很厲害；大三時，他的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出版，我讀後佩服他確實很厲害；但到近年，在讀過〈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以及這本《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以後，我才漸漸能感到他到底有多麼厲害。如果我們創作者能稍多從他這樣的論著裡汲取功力和養份，那麼，下一部有關秦國、墨家佳作以至傑作，也就是可以期待的了。
＊作者台北人，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博士候選人；作家、歷史研究者、也是漫畫工作者。2013年創辦「恆萃工坊」，目前的產品有《易經紙牌》和《東方文化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