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教育問題，有一個要點，不少人有擦到邊，但沒有準確談到，那就是：古代的教育，古代的這些文章，主要目的是培養「治人者」；現代的國民教育，主要目的卻是要培養「治於人者」。
然而這兩者自古就不能截然劃分，因為君子在幼時、微時，學會治人之前，也得先學會治於人；國民更是一開始就被許諾說你是有參政權的「公民」，古人的道德、政治與美學想來也都用得上。於是這事一開始好像並不那麼需要分辨清楚，現代教育把古典教育那一部份繼承下來就是了。
但這當然有問題。同一篇古文，你用君道、臣道來講解，學生會想：我一個死老百姓，用得上嗎？所以現代很多老師改用「美學」來講，往人生哲理和感性去講，然後吃這一套的學生，就變成不通時務與實務的「文青」，不吃這一套的學生，就變成覺得你們都他媽不知所謂的「理組」。「理組」表面上會以各種功利的考量來批你文組那一套無用，但其實我覺得，真正的緣故，就是學生時期累積的「不爽」而已，然後拿這些無用論踩你，另外捧起一套，可以得到自尊心與優越感。我們文組如果要學《莊子》那樣講「無用之用，是為大用」頂回去，那只會愈來愈遠離真正要命的問題。
要命的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每一次跳出來為文言文教育請命的教師，其論調都那麼容易被批駁，被嘲笑，被嗤之以鼻，而為他們辯護的人也使不上多少力？答案就在「治人」與「治於人」的分野上。
中小學教師，一百年來好幾代的中小學教師，他們所受的師範教育，就是按普魯士「國民教育」的思維來設計的，「國民教育」旨在大規模培養工業國的勞動力、技術人員、軍警文職人員，說白了就是想要人民服從、好用、安分，這對統治階級最有利，統治階級另有一套精英教育的傳承。在講求「治於人」方面，科舉制度所奉的宋明理學也差不多是往這個方向偏，於是古典文學、儒家思想的這一部份和現代國民教育相容了。可是，統治階級的教育體系，俗稱的帝王學，民國沒有這個體制了。它沒有失傳，傳人很多，散在各家，有能者也可以自學，但是不成體制，學校不教。看到要害了嗎？
中小學教師畢生的訓練與職責就是培養「治於人」、「對社會有用」的人，當然這話說來太不好聽，所以又叫「公民」。民主化以後，教改以後，各種什麼「多元」、「自主」的概念都來檢討改造以前這一套，但骨子沒有變。你還是沒有補上「治人」的這一塊學問，只是糊弄著以為這樣應該就可以培養出適合如今這什麼十倍速時代（這詞也二十年了）的民主典範世界公民了，如果還做不到，一定是舊時代遺毒清得還不夠，學西方學得還不夠，等等等等，這些話也是二十多年沒有變過。其結果，就是養出整整兩代自以為應該可以把國家搞好，自以為有了治國、治人的正確學問，其實嚴重欠缺的人。 （相關報導： 風評：一女當關區桂芝─課綱有恥無恥有這麼嚴重嗎？ ｜ 更多文章 ）
民國初年沒有成體制的「帝王學」了，但那時去古未遠，大學也負起了培養治人者的責任，能讀大學的都是萬裡挑一的精英或富人，所以「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必須多留意「治人」的學問這種意識，不用多講就有。這是為什麼我們有點年紀的人，還可以看到俞大維、李國鼎、孫運璿那一輩可以稱為「國士」的人，老國民黨裡面是有一些這樣真正貫通新舊的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