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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有不少人對蔣經國晚年為何選擇李登輝擔任副手而感到好奇，由於他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即停筆不再寫日記，吾人無從得知一九八四年春天當他思索副總統人選時，內心想法究竟為何。儘管如此，從現今所能取得的有限資料中，我們仍可設法對蔣經國「接班人」此議題進行一番探討。

我們戰後出身的日本人，可謂看著水木茂的妖怪卡通片《鬼太郎》（ゲゲゲの鬼太郎/GeGeGenoKitarō）長大的世代。筆者小時候住在神戶市的老社區，有些鄰居聊到《鬼太郎》，不時提及「《鬼太郎》的作者因爲曾經住過隔壁的水木通（Mizuki-dōri），所以他筆名叫作“水木茂”（水木しげる/MizukiShigeru）」之類的話，因此我們當地居民自然而然對水木茂有著一股親近感。從幼稚園到國小，當年迷上水木作品的我們，一直以爲他只是位妖怪博士，壓根兒沒想到其實他是很擅長畫戰事和歷史故事的漫畫大師。

日本人不太讓座的風氣總讓台灣人大開眼界，但有個地方例外！這座城市的博愛座不叫「優先席」，而是「專用座位」，就算整座電車都爆滿了也不可以佔用，否則會招來當地人一陣白眼。這裡還有一些潛規則，去旅遊時千萬要注意……（編輯引言）

六條通可能是台北，甚至是全台灣，日本味最濃的地方。

西元前不知年不知月不知日清晨，壕溝裡傳來一名初生男嬰的哭聲。他被放在一個竹簍裡，身上僅有一條破布蔽體，手腳殘餘著血漬，周遭看不到任何與父母有關的物品。很顯然，他是一名棄嬰，而且是遭到惡意遺棄的那種。

由基隆市區沿著國道一號南下，出了基隆端隧道後，一路會經過八堵、七堵、六堵、五堵，然後進入汐止、南港，臺北在望。可是四堵、三堵、二堵、頭堵哪兒去了？四堵在坪林，三堵、二堵、頭堵在宜蘭冬山鄉。多麼奇怪的排列次序！

二○一六年，在husungan家族射耳祭典中，眾人在甜甜的davus（意指小米酒）催化下，不斷對著我追問：「bununkasu？」bunun，即是「人」的意思，換句話說，他們問的是：「我是人了嗎？」當時還有更多夾雜著布農族語的對話已不復記憶，只記得這個我不知該如何回答的「我是bunun了嗎？」——又是身分認同的問題！

一九三二年，鄰近新呂武溪附近的大關山駐在所發生了布農族人狙殺日人的「大關山事件」後，日本政府開始對內本鹿地區的原住民進行「集團移住」，以利誘或半威脅半利誘方式，將他們迫遷到鹿野溪、鹿寮溪下游的山腳地帶，但是仍然有些部落不願離開祖居地。

為什麼京都的本願寺分成了東西兩邊？最近連在京都也有愈來愈多人搞不清楚東本願寺跟西本願寺到底有什麼區別，有些人，你問他該怎麼走去西本願寺，他卻告訴你走到東本願寺的方法……

在台灣眾多原住民族群中，布農族因祖居深山溪谷，其山林生活智慧、各種禮俗和祭儀等文化，在父傳子、子傳孫的口耳相傳下，保存得相當完整，各種禁忌samu也特別多，從出發狩獵前一夜的夢占、狩獵工具不許有女性觸碰，出發前一刻的規矩、行進中後、處理獵物的倫理等，到日常食衣住行各方面，都有著代代相傳不能觸犯的禁忌…

茶泡飯在京都話裡叫做「ぶぶ漬け／bubu-duke」，因為京都自古就有許多好吃的醬菜，京都人從以前就愛吃茶泡飯。有些人聽到京都的茶泡飯，大概都會想起「那件」傳說。

在臺北工作了三十年，絕大多數的時間，我居住、工作的地點都和「張」有關。任職《人間雜誌》時，住在「六張犁」臥龍街底一棟和同事合租的公寓；後來轉到新店民權路的《大地地理雜誌》，那兒的老地名是「二十張」；結婚後搬到中和連城路，有一天我問了問丈母娘，那兒的老地名叫什麼？她說叫「二八張」，再過去一點，「遠東ABC」那兒是「四十張」。

玫瑰花是愛情的最佳代言人，在許多人心中都把玫瑰當作愛情的象徵，情人節、求婚、拍婚紗都會想到99朵玫瑰，紅玫瑰的花語正好訴說著「熱情、我愛你」。在西方文化中，也會見到與玫瑰花有關的戀愛小魔法，正因它高雅迷人的香味，總是令人洋溢在幸福感受中。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登輝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清水幾太郎與西田幾多郎。兩個人的名字裡都有「幾太郎」這個字（「太」與「多」的日文發音相同），不過社會學家清水先生的唸成「いくたろう／iku-tarou」，西田先生的則唸成「きたろう／ki-tarou」，從前大學生如果不知道這兩人的名字發音不一樣絕對引以為恥，但現在的大學生又有幾人聽過這兩個人的名字呢？

「後宮不得干政」，相信這句話大家並不陌生。不僅在古裝劇常見，之前打算參選總統的某財團大亨，因為老婆不高興而離家出走，竟也對著媒體說出這樣恐怖的話。可見，即使在女性領導人早已不足為奇的二十一世紀，「女性不得干政」的觀念，居然還深植在某些人的心中。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日兩國全面開戰，蔣經國無法繼續隱居故鄉閉門讀書、置身事外。時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主動向蔣介石提議，讓小蔣前來江西任職，置於其麾下。熊早年參加同盟會，後東渡日本，一九二五年自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返國追隨蔣介石參加北伐；一九三○年起主持江西省政以來，負責圍剿紅軍，厲行保甲政策，積極推動「新生活運動」，甚受蔣介石器重和欣賞，將自己歸國不久的兒子置於熊式輝身旁學習成長，老蔣是可以放心的。一九三八年新年過後，蔣經國即從奉化來到江西省會南昌，他的第一個職務是省政府保安處副處長，兼任政治講習學院總隊長與新兵督練處處長，熊式輝自記初次見到小蔣時，「余無勉勵語，但略略指示今後工作，而於舊日規模，則無一語提及」，似乎擔心以長輩姿態提示教誨過甚，恐讓年輕氣盛的小蔣認為是老生常談，心生厭煩。

全面服務的定義其實很簡單：客戶需要什麼，我們就提供什麼。但這樣單純的宗旨，做起來卻是複雜、立體、跨時而無邊無際的巨大工程。

自六○年代起，蔣經國對台籍人士的觀感及實際應對，與兩個因素密不可分：一是美政府開始關注本省人未來的政治動態，亦即華府對台政策開始出現微妙的風向轉變，二是小蔣本人從幕後走向台前的轉折。一九六一至六二年間，蔣介石欲利用中國大陸發生饑荒而發起軍事行動，但遭甘迺迪總統無情的壓制，這也使他想借助美國之力反攻復國的希望益加渺茫；對華府而言，當以外省人為主體的國民黨政府重回大陸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時，那麼人口佔絕大多數的本省籍百姓，其未來動向便值得密切關注。如前所述，一九六一年夏天美政府一度決定核發廖文毅的入境簽證，儘管國務院在最後一刻剎車，避免與蔣介石決裂，然而不少觀察家皆將此視為美方改變對台政策一項試探性的舉措。

有句俗諺說「抱著從清水寺舞台跳下來的決心！」，這句話提到的清水寺舞台高十一公尺，出挑於懸崖上，以懸崖造工法搭構而起。當初將一百三十二根大櫸木切成了木料後，用所謂的「鎖地獄榫接法」（註１）搭構出了縱縱橫橫的舞台底架，連一根釘子也沒用。